第1军所属部队创建于1927年至1928年。部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湘鄂边工农武装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一部分是两湖（湖南、湖北）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的工农游击队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1930年7月，红4军和红6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邓中夏先后任党代表，下辖红2军（原红4军）和红6军。1931年3月，红2军团奉命改为红3军。1932年9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3军被迫退出洪湖苏区，于1934年7月在贵州的沿河、德江、印江一带创建了黔东根据地。1934年10月，红3军与从湘赣苏区西征到贵州的红6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会师。此时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1934年底，开创湘鄂川黔苏区。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1936年7月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开始长征，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将台堡会师。

1937年8月，红2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卢冬生、张宗逊先后任旅长，李井泉、张平化先后任政治委员，整编后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华北敌后坚持了八年抗战，参加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挺进冀中，参加百团大战，坚持晋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保卫陕甘宁边区。部队先后扩编了张（宗逊）第358旅，彭（绍辉）第358旅，独立第1、第2旅。抗战胜利后，部队于1945年9月由山西中部北上绥远，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先后在厂汗营、凉城、卓资山、归绥（呼和浩特）、察素旗、包头等地，给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军以有力的打击，收复了绥东广大地区。1946年1月为维护停战协定，在卓资山地区再次给进犯我绥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歼灭性打击。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部队在绥远、山西等地先后进行了大同、卓资山，集宁、聚乐堡、丰镇、原平、平社、晋北等战争，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

1946年11月，在山西省岚县地区，以晋北野战军领导机关一部及晋绥野战军第358旅、独立第1旅组成晋绥军区第1纵队，共8300人。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王绍南任参谋长，冼恒汉任政治部主任。纵队成立后，即西调延安附近集结，担负保卫陕甘宁解放区的任务。1947年2月至8月中旬，编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先后参加西华池、延安保卫战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榆林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俘整编第31旅旅长李纪云。7月31日，编入西北野战军。8月下旬至11月底，随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反攻，参加沙家店、关庄岔口、延清和第二次攻打榆林等战役战斗。12月，晋绥军区在山西晋中地区组成的独立第7旅，拨归第1纵队建制，仍留晋中地区作战，先后参加临汾、晋中、太原战役。12月至1948年2月，第1纵队在陕北清漳地区进行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力。2月下旬，参加宜川战役，担任围歼增援之敌任务，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受到西北野战军怀念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通电嘉勉。3月初，向黄龙山区进攻，解放宜君、黄陵，巩固扩大了解放区。4月中旬，挺进西府、陇东，相继攻克 栒邑（今旬邑）、邠县（今彬县）、麟游、凤翔，26日会同第2纵队攻占宝鸡，尔后转战陇东，主动抗击国民党进攻，排斥主力部队转移，继又参加澄郃、荔北和冬季战役。在荔北战役中，第1纵队楔入敌防御纵深，大胆穿插分割，以突然迅猛动作歼灭国民党军第48旅旅部，俘其旅长、参谋长，对战役胜利起了决定作用，受到西北野战军的通令嘉奖。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1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冼恒汉任政治部主任，夏耀堂任后勤部部长。第358旅改称第1师，黄新廷任师长，余秋里任政治委员，独立第1旅改称第2师，王尚荣任师长，颜金生任政治委员；独立第7旅改称第3师，傅传作任师长，曹光琳任政治委员。全军共2.2万余人。5月中旬，参加陕中战役，在凤翔东北姚家沟口会同第4军歼国民党军第57军及第30师。6月中旬转至户县地区，留在晋中地区的第3师（原第1纵队独立第7旅）归建。6月17日，编入第1兵团。7月中旬，参加扶眉战役，会同第2军歼灭国民党第90军第24师及第61师一部。下旬，参加陇东追击战，攻克陇县、固关镇、会同第7军歼灭国民党军骑兵1个旅。8月初，解放秦安，中旬开始进军青海，23日进抵临夏，策应兰州战役。后经永靖渡过黄河，于9月5日解放西宁。10月1日，第1军兼青海省军区。至1950年，担负巢匪，维护社会治安，建立人民政权等任务。

1952年6月，再次进行整编，第3军所属各师编入第1军，第1、第3师合编为第1师，第2、第8师合编为第2师，第7、第9师合编为第7师。黄新廷任军长，梁仁芥任政治委员。1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1、第7师在临津江两岸的马良山、老般山一线担负坚守阵地任务，第2师配属第64军执行西海岸抗登陆任务。1953年6月，参加夏季反击作战。停战后，在三八线和东海岸担负守备任务。1958年10月回国。

第1军在战争年代，共涌现9个战斗模范营、10个战斗模范连和刘四虎、周黑子、朱庆涛、王福、苟福荣、赵继华等许多战斗英雄。

1930年9月，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由莲花、万载、浏阳、茶陵、醺陵、萍乡等县游击队组成的湘东独立第1师，在湘赣苏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萍乡县大安里诞生，共800余人。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治委员。

1932年11月，湘东独立第1师在江西永新划入红8军序列，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第22师。

1933年6月15日，红8军于江西永新县列宁场改编为红军第17师，下辖第49、第50、第51、第52团。6月，奉中革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的红军组成红6军团。8月12日，红6军团在湖南省桂东县正式成立。任弼时任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24日，红6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并以红2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红2军团和红6军团。1936年7月5日，红2、红6军团及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

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红6军团和红32军改编为第359旅。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刘子奇任参谋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717、第718团。9月3日，第359旅以第718团留陕甘宁边区，旅部率第717团由流曲镇出发，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1939年8月，第359旅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担任守备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从1940年开始，第359旅开展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4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以第359旅组织南征兵团（简称南下支队），约5000人，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朱早观任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主任。从1944年11月9日至1945年10月5日，历时一年，跋涉1.5万多华里，转战陕、晋、豫、鄂、湘、赣、粤等7省，回到鄂豫皖解放区，编入中原军区第2纵队。

1946年6月27日，第359旅随中原军区主力由中原突围，转战鄂、豫、陕、甘4省。越过平汉、陇海铁路，进入秦岭、六盘山，抢渡唐河、白河、丹河、渭河、泾河诸河流，跋涉5000余里，经历大小战斗90余次。11月，在山西省离石地区，与吕梁军区机关一部、独立第4旅组成晋绥军区第2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绍辉、马佩勋任副司令员，罗贵波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王恩茂任政治部主任，共8600余人。纵队成立后，配合陈（赓）谢（富治）纵队进行晋西南战役和汾孝战役，解放永和、大宁、陈县、中阳、石楼及孝义、文水等县城。

1947年3月中旬，第2纵队由晋中经永和关西渡黄河，执行保卫陕甘宁解放区的作战任务。至7月下旬，先后参加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边、榆林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400余人，并收复三边。7月31日，编入西北野战军。8月下旬，参加沙家店战役，会同第1、第3纵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接着沿成榆公路追击南撤之国民党军，攻占九里山、骆驼铺、大小劳山等据点。10月初，出击黄龙山区，会同第4纵队，攻克石堡（今黄龙）、韩城、宜川，俘宜川河防中将指挥官许用修。下旬，东渡黄河至晋南，解放吉县，尔后进到河津、闻喜地区休整。12月中旬，以第359旅部分干部和部队在山东省渤海地区扩建之教导旅回到山西省，划归第2纵队，改称独立第6旅。下旬，第2纵队会同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和第3纵队独立第3旅，解放运城、安邑。1948年初，在山西省曲沃地区，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2月下旬，经禹门口再次西渡黄河，参加宜川战役。3月初，挺进渭北，收复石堡、白水、韩城，并一度攻克合阝阳（今合阳）、澄城。4月中旬出击西府，攻克扶风、岐山，于26日会同第1纵队攻占宝鸡。之后，在凤翔西北地区抗击国民党援军，掩护主力向北转进。继而转战陇东，又在荔镇、肖金镇抗击国民党军的反扑，掩护主力向东转进。8月至11月，参加澄合阝、荔北、冬季战役，俘第76军军长李日基及第20、第24师师长。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2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王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郭鹏、顿星云任副军长，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左齐任政治部主任，甘祖昌任后勤部部长。独立第4旅改称第40师，杨秀山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359旅改称第5师，徐国贤任师长，李铨任政治委员；独立第6旅改称第6师，张仲瀚任师长，曾涤任政治委员。全军共3.4万余人。随即参加春季战役和陕中战役，解放咸阳、武功、扶风、凤翔、肩县、周至等县城。6月中旬，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向西安反扑，第2军在金渠镇地区进行阻击，歼其师长以下2200余人。6月17日，编入第1兵团。7月，参加扶眉战役，会同第1军歼国民党军第90军及第36军一部。下旬，向甘肃、青海进军，相继解放清水、甘谷、武山、和政、临夏等县城，尔后由循化、永靖强渡黄河，9月10日抵西宁与第1军会师。接着挺进甘肃河西走廊，攻占民乐、张掖、酒泉等县城。l0月中旬进军新疆，至1950年3月，先后进驻南疆之喀什、疏附、阿克苏、焉耆等地区。第2军兼喀什军区，下辖喀什、阿克苏和田等4个军分区。5月，抽调部队组建骑兵师。此后，第2军担负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参加生产建设等任务。1952年3月，骑兵师撤销。1953年3月，第2军番号撤销，军部整编为南疆军区；第4师整编为步兵第4师；第5、第6师整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1、第2师。

第2军在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广大地区，作战200余次。涌现出杜立海、范绍通、陈才德、张福祥、杨文赞、郭仰森、杜根照等英雄模范人物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3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军长许光达，副政治委员朱明（后朱明任政治委员），参谋长李文清，政治部主任江勇为，供给部部长刘华香。独立第2旅改称第7师，唐金龙任师长，梁仁芥任政治委员；独立第3旅改称第8师，杨嘉瑞任师长，孟昭亮任政治委员；独立第5旅改称第9师，朱声达任师长，王赤军任政治委员。全军共2.1万余人。2月中旬至6月中旬，先后参加了春季战役和陕中战役，歼灭国民党蒲城守军和富平自卫团；在乾县、礼泉地区抗击国民党军第82军向西安的反扑。6月17日，编入第2兵团，第8师由晋北到陕西省泾阳地区归建。7月中旬，参加扶眉战役，会同第4、第6军及第18兵团部队将国民党军第18兵团部及3个军之大部聚歼于渭河以北午井、罗局镇地区。7月中旬至8月初在陇东追击战中，攻占陇县，解放庄浪等城镇。8月下旬参加兰州战役，配合第4军攻占狗娃山国民党军阵地，尔后攻入兰州城西关，抢占黄河铁桥，切断了国民党守军之退路，歼其8000余人。9月1日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军长黄新廷率快速部队，于9月25日进占老君庙油矿（今玉门油田），使中国当时唯一的石油矿区免遭破坏。9月下旬，第3军奉命停止西进，驻扎河西张掖、武威、酒泉地区执行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建立人民政权、参加生产建设等任务。在此期间，对拨归第3军建制的国民党军骑兵团、独立团、驼兵团等起义部队，进行收编改造工作。1952年6月与第1军合并，第3军番号撤销。军部改编为西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第7、第9师合编为第1军第7师，第9师师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15师师部，第8师与第1军第2师合编，第8师师部改编为华北空军第27驱逐师师部。

第3军在解放战争中，转战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陕西、青海、甘肃等省广大地区，参加大的战役、战斗30余次，涌现出了张怀春、张八、李建元、王曲喜、李珍等战斗英雄和“勇猛机智、大量歼敌第四连”等英雄个人和连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的前身是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

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八路军第120师、晋西北新军和留守兵团等部编成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领导陕北各军分区和警备旅。

1947年9月21日，在陕西省（木旬）邑县（今旬邑县），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第3旅和骑兵第6师，组成第4纵队，隶属西北野战军建制。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宗贵任政治部主任，全纵队1.1万余人。纵队成立后，即会同第2纵队进击黄龙山区，攻克白水、韩城、创阳、宜川，缴获大批弹药、物资。11月，进至横山县边家河一带时，奉命转向西攻击前进，收复宁梁、安边等地。12月，转至安塞县华子坪、侯家河一带开展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2月，参加宜川战役，配合野战军主力围歼驰援宜川之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4月中旬至5月中旬，参加西府陇东战役，先在扶风至青化镇一线抗击西援宝鸡之国民党军裴昌会兵团，后在镇原县以东屯子镇接应第6纵队教导旅突围，尔后担负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向东转移的任务。5月下旬，第4纵队转至（木旬）邑县土桥塬地区进行整训。8月至11月，先后参加澄（合阝）、荔北和冬季战役，歼国民党军4500余人。

1949年1月，警备第4旅拨归第4纵队建制。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4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王世泰任军长，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文舟任参谋长，王国瑞任后勤部部长。警备第1旅与骑兵第6师1个团合编成第10师，高锦纯任师长，左爱任政治委员；警备第3旅改称第11师，郭炳坤任师长，高维嵩任政治委员；警备第4旅与骑兵第6师（缺1个团）合编组成第12师，郭宝珊任师长，李宗贵任政治委员。全军约1.9万余人。2月下旬至3月中旬，参加春季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20师、第248师共2700余人，毙俘师长各1人。5月中旬，参加陕中战役，在凤翔东北之姚家沟一带，会同第1军全歼国民党军第57军及第30师，俘4200余人。6月中旬，编入第2兵团，在关头、仪井、l陆平及泾阳以北地区抗击国民党军向西安的反扑。7月中旬，参加扶眉战役，担任截断国民党军退路的任务，保障野战军主力聚歼国民党军3个军。接着，乘胜西进，攻克蔡家坡、岐山、宝鸡等城镇。下旬由宝鸡地区出发，向兰州挺进。8月25日拂晓参加兰州战役总攻，经过反复冲击，占领沈家岭、狗娃山，26日拂晓攻入兰州城西关，共歼国民党军1万余人，对取得兰州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9月初，进军河西走廊（第12师留驻兰州，担负警备任务），19日进驻武威。10月，奉命调往临洮、临夏地区，执行剿匪任务，并抽调部队参加修筑天（水）兰（州）铁路。1952年9月，撤销第4军番号。军部改编为中央军委城防高射炮兵学校；第10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10师师部，其部队编入第11师；第12师改编为铁路公安部队。

第4军在解放战争中，转战于陕西、甘肃广大地区，参加主要战役战斗28次，涌现出丁兴发、张保英、马宜生、武德仁、田占德等英雄模范人物。

　　1944年9月2日，新疆北部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地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政治民主，民族平等，举行武装暴动。不久，这场暴动发展到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亦称“三区革命”。

　　1945年4月8日，在伊宁以暴动队伍组成的游击队指挥部为基础，成立新疆民族军。帕里诺夫任总指挥，祖农·太也夫任副总指挥，玛加诺夫任参谋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任政治部主任，下辖8个团又4个营 共1.5万余人。7月，民族军主力向塔城、阿勒泰地区进军，尔后挺进准噶尔腹地。9月下旬，进抵玛纳斯河西岸，与国民党军隔河对峙，威胁迪化（今乌鲁木齐）。此时，民族军发展到13个团共3万余人。1946年6月，民族军按照三区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定的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即“11项和平条款”）进行整编，部队减为6个团共1.3万余人。

　　1947年，国民党政府撕毁协议，武装进攻阿勒泰和玛纳斯地区，民族军奋起抗击，保卫了三区。从1948年起，民族军参照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原则教育部队，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得到改善。1949年10月，民族军为接应人民解放军入疆，自玛纳斯河以西分别进至东疆和南疆。12月上旬，一部到达迪化，与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会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50年1月10日，民族军在伊宁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任军长，顿星云任政治委员，伊斯哈科夫·马尔果夫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曹达诺夫·扎伊尔任副政治委员，努利耶夫任政治部主任，辖第13师，买买提·伊敏诺夫任师长，马洪山任政治委员；第14师，阿里木坚诺夫·乌拉拜音任师长，胡正任政治委员。另直辖2个骑兵团，共1.3万余人，归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建制。为了加强对这支民族军的领导，第一野战军领导决定从第1兵团抽调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政工干部到第5军工作，在该军迅速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使这支民族军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

　　1950年国庆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特邀第5军组织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接着又在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学习，使参观团成员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增强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信心。第5军组建后，即担负起“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光荣任务，全军指战员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大生产运动，并以一部兵力配合第6军清剿武装土匪。1952年3月，由第2、第6军抽调部队组建第15师，冯祖武任师长，贺劲南任政治委员。1953年5月，由第13师组建喀什军分区，第14、第15师改编为农建第3、第4师。1954年10月，第5军军部改编为新疆哈萨克自治区军区（后改为伊犁军区），第5军番号即予撤销。

　　第5军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坚持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涌现出孜赫肉拉·那的诺夫、阿不都拉提夫·库尔板诺夫等英雄模范，为新疆和平解放和边疆建设做出了贡献。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经过一年多作战，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继续将战争引向解放区。党中央抓住战局发展的有利形势，及时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同时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区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恢复解放区。

　　西北野战军为完成内线反攻的任务，粉碎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加强我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于1947年10月11日，在陕西省绥德县，以教导旅、新编第4旅组成第6纵队，隶属西北野战军建制。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张贤约任副司令员，唐子奇任参谋长，饶正锡任政治部主任，全纵队1.3万余人。纵队组成后即参加第二次攻打榆林。11月，部队集结于西岔、镇川堡地区。开展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2月下旬，参加宜川战役，以主力会同第3纵队围攻宜川城，以一部兵力在宜川西南之铁龙湾地区参加阻击、围歼驰援宜川之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击毙其第90师师长严明，俘军参谋长刘振世以下3300余人。3月上旬，会同第3纵队围攻洛川。4月中旬，参加西府陇东战役。5月中旬，转到韩城、山西省河津地区整训。8月至11月，参加澄 、荔北、冬季战役。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6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军，隶属第一野战军。罗元发任军长，徐立清任政治委员，张贤约任副军长，唐子奇任参谋长，饶正锡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郑云彪任后勤部部长。教导旅改称第16师，吴宗先任师长，关盛志任政治委员；新编第4旅改称第17师，程悦长任师长，黄振棠任政治委员。共约1.4万人。2月下旬参加春季战役，会同第3军解放蒲城、富平。3月初，第6军攻占大荔、朝邑、平民等城镇。5月上旬，参加陕中战役，20日解放西安，歼国民党军第17军、暂编第2旅及地方反动武装各一部，俘2000余人。尔后解放 县（今户县）、蓝田、渭南、临潼等县城。6月初，在晋南运城由运城军分区机关和部队组建第18师。张树芝任师长，景明远任政治委员。新建第18师补充第6军。中旬，第6军编入第2兵团（11月转隶第1兵团），奉命前出礼泉以北、泾阳西北地区，抗击国民党军向西安的反扑。7月中旬，参加扶眉战役，歼国民党军3400余人。下旬，向兰州挺进，相继解放通渭、内官营、新营镇、榆中等城镇。8月25日，参加兰州战役总攻，攻占皋兰山主峰营盘岭和进入市区，歼国民党军 3100余人。9月，向河西走廊进军，进至酒泉附近地区，先后收编起义、投诚之国民党军5200余人（后将起义、投诚部队编为独立师，第6军进疆时又将该师所部编入第16、第17师）。10月，第18师进驻西安（1950年12月，改编为公安第4师，脱离第6军建制）。11月初，第6军向新疆进军，至1950年3月，全部到达新疆。军部与第17师驻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宁等地区，第6军兼迪化军区，下辖迪化、哈密、焉耆军分区由所属各师分兼。所属部队进驻哈密、镇西（今巴里坤）等地区，立即投入大生产运动，参加地方政权建设和剿灭武装土匪等任务。至10月，在奇台东大草原和北沙窝地区，清剿乌斯满匪帮，共歼灭武装土匪1.3万余人，解放牧民群众3.1万余人。

　　1953年5月，奉西北军区命令，军部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编为西北军区空军。第16、第17师改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第6师，第6军番号即行撤销。

　　第6军从组建到撤销，历时4年零7个月，转战于陕西、甘肃、新疆地区，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为大西北的解放及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战斗中，第6军涌现出胡青山、王耀群、魏书庆、陈金魁等英雄模范。

　　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八路军第120师、晋西北新军和留守兵团等部编成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后高岗代）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陕北各军分区和各警备旅。

　　1948年7月，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在山西省汾阳县，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吕梁军区机关一部及独立第10、第12旅组成第7纵队。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任代政治委员，陈刚任参谋长。全纵队共1.1万余人。10月初，在华北军区第1兵团指挥下，由清源（今清徐）东渡汾河参加太原战役，至11月13日，先后攻占城东北高地风阁梁及城东四大要点之一的牛驼寨，控制了城北机场。16日后，奉命转入围困太原。

　　1949年2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7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彭绍辉任军长，孙志远任代政治委员，黄忠学任政治部主任，王兰麟任参谋长，盛克全任供给部部长。独立第10旅改称第199师，何辉燕任师长，朱绍田任政治委员；第12旅改称第20师，张新华任师长，龙福才任政治委员。全军1.1万余人。

　　4月20日至24日，参加太原外围作战和城垣的总攻，共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俘其第19军军长曹国忠和第40师师长、参谋长。5月，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所辖独立第5旅改编为第7军第21师，范忠祥任师长，李健良任政治委员。下旬，军部率第19、第20师由晋入陕（第21师暂留太原执行警备任务）。6月中旬，编入第1兵团。7月中旬，参加扶眉战役。下旬，参加陇东追击战，会同第1军在陇县固关镇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骑兵第14旅。

　　8月3日，解放甘肃省天水，俘国民党军国防部少将杨殿科。17日解放西和、礼县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244师一部。随后，留驻天水地区，配合第18兵团行动，箝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掩护野战军主力西进。11月初，第21师抵天水归建。中旬，第7军转隶第2兵团建制。12月参加陕南陇南战役（暂归西南军区指挥），先后解放陕西省略阳县城和甘肃省陇南各县。此后，第19师随第18兵团入川作战，12月30日进驻四川省金堂地区（1950年10月归建）。1950年初，第7军分别在陇南和四川省金堂地区执行剿匪任务，并改编国民党军起义部队4.3万余人。3月，参加修建天（水）兰（州）铁路。11月，第20、第21师奉命分别开赴济南、锦西改编为炮兵部队；军部仅辖第19师。1951年10月5日，第7军番号撤销。军部一部充实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另一部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并组成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

　　1952年8月，第19师改编为空军第16师。

　　第7军在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在战争中，涌现出范来宝、阎三毛、边子正等英雄模范。

　　1945年9月，绥蒙军区组成，姚喆任司令员，张达志任政治委员，辖骑兵旅及3个军分区（支队）。隶属晋绥军区。不久，雁门军区第11军分区划归绥蒙军区。1946年11月又将雁门军区第5军分区划归绥蒙军区。1947年9月，第5军分区撤销，第11军分区划归晋绥军区。绥蒙军区仅辖骑兵旅。1948年7月，以绥蒙军区骑兵旅和地方部队组成第8纵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建制，姚 任司令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共1万余人。该纵队组建后，一直留在晋绥区配合华北野战军作战。9月下旬至12月初，第8纵队在华北军区指挥一下，参加察绥战役，先后攻占集宁、陶林、武川、乌兰花、固阳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集宁警备司令部、保安第1、第2团等各一部。12月中旬，进驻集宁。25日，主力西移至马盖图，十八台、八苏木一线，寻机歼敌。1949年1月下旬至2月初，部队继续西移，先后进行了陶卜齐、旗下营、舍必崖战斗，歼灭国民党军2个营。

　　1949年2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8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军，隶属第一华战军建制，仍留华北地区作战。姚 任军长、王长江任副军长兼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陈仕南任后勤部部长。所属第11旅改称第22师，樊哲祥任师长，黄立清任政治委员；第14旅改称第23师，罗斌任师长，姜文华任政治委员；骑兵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师，康健民任师长，李佐玉任政治委员，脱离第8军建制隶属第一野战军。4月下旬，第8军参加围困大同作战，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后，北返绥远省，驻防集宁、卓资山、陶卜齐、旗下营等地。5月29日，第8军奉命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第8军番号即行撤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陕西、甘肃、宁夏等四省后，威逼新疆。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于9月25日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随陶峙岳率所部起义。12月29日，其整编第42师就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军，隶属第22兵团建制。赵锡光任第2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9军军长，张仲瀚任政治委员，王根僧任第一副军长，陈德法任第二副军长，李祖唐（后叛变）任参谋长，刘德敬任后勤部部长。下辖第25师，刘振世任师长，贺振新任政治委员；第26师，罗汝正任师长，王季龙任政治委员；第27师，陈骏任师长，龙炳初任政治委员。改编后，部队即投入戍边农垦生产和整训。为了彻底改造起义部队的旧思想、旧作风、旧制度，树立新思想、新作风、新制度，第一野战军领导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对起义部队采取团结、教育、争取、改造的政策，从第2、第6军抽调1170名干部，153名战士骨干和600余名参军的学生到起义部队工作，加强对起义部队的领导，迅速建立起各级党委会，革命军人委员会和政治工作制度。使之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1952年4月，第9军军部与第22兵团兵团部合并，由第22兵团兵团部兼第9军军部。11月，第9军番号撤销。1953年5月，原第9军3个师依次改编为新疆农业建设兵团第7、第8、第9师，成为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产业大军，为保卫新疆，建设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许光达——湖南长沙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一野第2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清涧城下，许光达对昔日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说：我念及与你同窗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发起了榆林战役。
　　许光达当时担任第3纵队司令员。3纵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扫清敌外围据点高家堡。
　　高家堡位于榆林东北方向，是从东面通往榆林的门户和必经之路，这里驻有敌军第86师的1个团和正个补训营。根据预定的作战计划，3纵独2旅第36团攻击乔家堡，17团攻击高家堡，对团作为预备队。战斗开始后，敌人利用坚固的防御工事，阻住了解放军的攻势。尤其是17团，在扫清高家堡外围据点乔家滩时，遭受重挫，副团长和参谋长都负了伤。
　　2旅旅长唐金龙急了，亲自跑到17团指挥所，命令团长组织突击队，再次发动攻击，并准备把预备队21团也用上。就在2旅旅长准备全力攻击时，许光达来到了17团指挥所。
　　许光达问：“情况怎么样了？”
　　唐金龙两眼喷火，叫道：“我和狗日的拼了！”说完就要带部队冲锋。
　　久攻不下，乃兵家之大忌，孤注一掷必然遭受更大的伤亡。在这紧张的时刻，许光达头脑清醒，他对2旅旅长说道：必须改变打法，拼命强攻决不可能达到目的。乔家堡这个小钉子钉得紧，不好拔，就先不去拔它，去拔那个大钉子，大钉子一动，小钉子也会动摇。
　　许光达又说，作战不要呆板地按照老的打法，先前沿，后纵深，层层剥皮，步步推进。为什么不可以放下乔家堡，绕过它，大胆地去攻击高家堡呢？
　　许光达的这番话，使部队官兵茅塞顿开。
　　部队按照许光达的新战术，实施越点攻击，并以一部兵力控制了高家堡西山，从背后切断了敌人与榆林方向的联系。这一下，敌军果然吃不消了，于是派出代表，要求与我军谈判，交涉投降事宜。
　　得知这一消息，许光达心里很高兴，敌人终于顶不住了，但是，当他得知我军在乔家堡只歼灭了敌人1个营，而乔家堡仍在敌人手中时，许光达沉思起来：两地敌人的兵力是4个营，乔家堡还在他们手中，战斗尚未见分晓，为什么就要急着投降？这里面肯定有鬼！敌军是在用缓兵之计，企图拖延时间，其目的一是调整战斗部署，二是等待榆林援兵。许光达立即将这一判断告诉唐金龙，叫其不要上当，为了周全起见，我军可以先礼后兵，限定时间，敌人如在规定的时间内投降，我们确保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如超过时间，我军即刻攻击。
　　果然不出许光达所料，敌人并非真心投降。限定时间一过，许光达下令总攻开始，敌人拼死抵抗，但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不支而败，我军顺利攻占了高家堡，并趁乔家堡敌人混乱之际，也将其占领。此役，在许光达的正确指挥下，我军全歼守敌1个团又1个营，俘敌陕北警备司令张子莫、第258团团长李含芳以下1400余人。
　　高家堡一仗，显示了许光达在作战指导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他不为传统的层层剥皮战术所局限，反对消耗战和盲目的蛮干，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作战的关节；在作战的敌情判断上，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敌军的假象所迷惑，通过战果统计和定量分析，辨别真伪，及时识破了敌军的阴谋，为作战胜利排除了障碍；在作战手段运用上，能以一部分兵力实施佯攻，吸引迷惑敌人，而以主力突然猛攻敌纵深的核心要点，从而达成了速战速决，同时也击中了敌军的要害，为作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许光达在一野中被人称之为“儒将”。这固然与他的“科班军官”的学历有关，同时也说明许光达作战善于谋略。“心战”是作战中一个制胜的重要手段。我国著名的大军事家孙武最先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思想。许光达吸取了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的精髓，在作战中善于把攻城与攻心相结合，常常收到事半功倍的战绩。
　　1947年10月初，许光达率3纵队兵临清涧城下。清涧位于延安与绥德之间，是咸榆公路的要冲，也是威胁我党中央腹地的一颗钉子。清涧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城的是国民党军整编第76师，师长是廖昂，与许光达在黄埔军校时是同班同学，分手20年后，两人重新在战场上面对面地较量了。作为攻方，许光达决定第一步扫清外围，控制城外的制高点，第二步则在第1纵队的配合下强攻清涧城。
　　10月6日，外围作战打响。我军攻势猛烈，爆豆似的枪声打碎了晚秋的空寂。
　　敌人的反击也很顽强，他们占据著有利地形，给我军造成很大的困难。我军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一连打了三天三夜，到10月9日，外围作战任务基本完成。
　　望着眼下处于平静状态的清涧城，许光达思忖起来：从目前情况看，外围虽已基本扫清，但城里的敌人还有相当大的实力，他们心存侥幸，等待援军，因此会顽抗下去。若是强攻，我军伤亡肯定要增大。在我军已处优势的情况下，许光达决定写封信给廖昂，晓以利害，劝他投降。若廖昂降，兵不刃血；即使廖昂不肯投降，至少可以动摇他的军心。于是，许光达掏出纸笔，给廖昂写了这样一封信：

　　廖昂兄：列夫无羔
　　你我由军校毕业，分手已20年矣！不期在清涧相遇，真乃有缘。可惜，炮火连天，工事阻拦，你我只能隔城相望，不能握手言欢，实乃憾事！站在清涧城郊，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与廖兄军校同窗时的生活，那时，你我都是热血青年，秉承总理遗愿，致力军事救国，渴望创功立业……岁月流逝，几经沧桑，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尤以在军校填写《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时的情景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眼下，我军已将清涧城团团围住，援军也被我狙击，也是B身难保。清涧是朝不保夕，破城在即。我念及与你同窗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故陈说利害，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我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立功有赏。你若能率部起义，使生灵免遭涂炭，乃我民众之大幸，望兄三思而行。
　　切！切！
　　　　　　　　　　　　　　　　　　　　　　　 同学许光达〔德华）

　　廖昂看到许光达的这封信后，心里一阵惊悸。对于许光达，他是熟悉的，许光达外表虽文静，内心却极刚强。现在，他正指挥部队攻打清涧。廖昂在心里承认，许光达信上分析的形势是事实。可他又抱侥幸心理，盼望胡宗南的援军到来。怎么办呢？他拿不定主意。死守吗？看来很难守住；投降吗？又不甘心。廖昂的内心矛盾，又引起了部下的恐慌，他们私下里议论纷纷，权衡着利弊。
　　一个部下说：“我们还是接受共军的主张。放下武器吧！”
　　另一个部下反驳：“那怎么行呢？投降有辱党国军人身分。”
　　廖昂开始也在左右摇摆，后来得知援军已到清涧城西南地区，他又强硬起来，拒绝了投降。然而他的部下却因他的左右摇摆而散乱了军心，尽管廖昂后来严令抵抗，但许多人已无心恋战了。
　　战场上，一封致敌方主帅的区区数言短信，其威力大大超过了成百上千发炮弹。
　　廖昂没有投降，许光达指挥部队发起了攻击。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许光达来到了17团。团长一见有些急了，紧忙跑过来：“司令员，你怎么又来了？这里太危险！”
　　话音刚落，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了，溅起的泥上落了他们一身。17团团长赶紧把许光达拉进团指挥所。
　　经过一昼夜激战，清涧终被攻克，共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其中生俘中将师长廖昂以下6600余人。
　　许光达带领指挥部进入城内，迎面碰上战士们押着一队俘虏走过来。许光达勒马站在路边查看，当他看到一名俘虏时，用手一指：“你抬起头来！”
　　那名俘虏抬起头，正是廖昂。
　　许光达怎么能在俘虏群里一眼就认出穿上了士兵服装的廖昂呢？事后，许光达说：“尽管廖昂换上了士兵服，可是，黄埔军官的气质是掩饰不住的，我老远就看出他了。”
　　廖昂被带到指挥所，他站在许光达的面前，一言不发，沮丧中仍不乏傲气。
　　许光达指着身旁的一个凳子：“坐！”
　　廖昂迟疑了一下，坐下来。
　　许光达掏出烟，自己点燃一支，也递给廖昂一支，平静地间：“我的信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
　　“那你为什么还死守？”
　　“我没料到你们这么快。”
　　稍许，许光达又说：“我们好多年不见了！咱们走的路不同，不过你的路走错了。”
　　廖昂不服气地说：“你们的战法不正规。”
　　许光达笑着问：“还有什么原因？”
　　“如果援军早到，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
　　许光达说：“你要是不服，我放你回去，你找胡宗南再要一个师来，咱们再较量。”
　　“不敢！不敢！”廖昂嗫嚅地说。
　　“那好，你下去吧。”
　　廖昂向许光达敬了一个礼，被带走了。

2．红军医院设备简陋，无法取出许光达胸中的子弹，于是他被送到苏联治疗并学习。不幸的负伤，却使许光达得到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排列老五，小名又叫“五伢子”。许光达的父亲许子贵含辛茹苦，勤劳俭朴，使家庭境况虽不富裕却也能让全家人吃饱穿暖。许光达的母亲因病早逝，他10岁那年，家中来了继母，在那个年代里，这使得许光达忍受着人间的冷眼和心酸而默默地度过了他的童年。
　　湘乡大地的人们历来重仕，若不论历史功过，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谭嗣同、王船山等饱学之士皆闻名全国。故湘乡的仕学气氛甚浓，即使是贫寒之家，亦想方设法送自己的子弟进私塾读上几年书。许光达的父亲虽然吝啬，但也尽为人之父之责，把儿子送进了学堂。到许光达能读书之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旧制废除，新制确立，教育制度也随之变化，各地设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这样，许光达就进入了家乡的凤凰庙小学读书。
　　特殊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使许光达比同龄人成熟得多。读书使他明理，他从书本里知道了许多成人、立身、理事的道理，尽管许多理论尚显肤浅。然而，吝啬的父亲认为许光达读了几年书，认得了一些字，这对一个农家子弟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花那么多钱去读书。当许光达读完初小后，其父不想让其再读书了。许光达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在心中生闷气。难道自己就应该一辈子与泥土为伴吗？为什么自己不可以继续读书？
　　就在这时，许光达的大伯许长龄出面了。许长龄是个篾匠，整日里挑着篾匠担到各地做工，到过的地方多，接触的人多，见过的事也多。游历做工的闯荡，使他知道有学识的人才明理，有学识的人才能有出息。现在见弟弟不让侄子读书了，他很气愤。五伢子是个很聪明的娃儿，读书也用功，为什么停了他的学？许长龄回到萝卜冲，责问许子贵：
　　“你这个抠煞鬼，伢子是去读书，不是败家，这点钱你也不愿出？”
　　见弟弟固执己见，许长龄很生气，拍着胸脯说：“好！你不给，我给。我送讶子去上学！”于是，许光达在大伯的资助下，得以继续进入高小读书了。
　　说不上许长龄有什么长远的目光，但他从现实的态度出发，觉得侄子将来如果有了出息，不就光宗耀祖了吗！他的这番苦心和爱心，成就了许光达，为新中国输送了一个将才，也为许家和萝卜冲的父老乡亲争了光。
　　许光达百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刻苦读书探究，学习成绩优异，1921年秋，许光达考取了长沙师范学校。
　　当时的长沙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只收膳宿费，每月十二三元。这一次，父亲许子贵没有再让儿子犯愁，而是爽快地说，“五伢子，我家只有你考上了师范。那是个大学堂，你好好去读书，钱嘛，我拿了。将来你能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也就行了。”
　　听了父亲的这番话，许光达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心酸。在父亲眼里，读书不是为了明理，更不是为了民族和大众，而只看到了儿子将会有光宗耀祖的前程了。
　　父亲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为了许家的门面，才转变了原来的态度。但少年的许光达这时也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和大众而求知的信念，只是想为了做一个明理而有用的人。他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父亲，然后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
　　20世纪20年代，长沙是个革命思潮风行和革命活动活跃的地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在长沙建立了党的组织，展开了积极的革命活动。这对渴望新知的许光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的环境，新的大地，新的社会气氛，使许光达不仅仅埋头于书的海洋，而且走出了书斋，进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
　　在许光达的人生道路上，长沙师范学校的国文老师曹典琦是他重要的引路人。曹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启发开导了许光达，使他对许多以往不解的社会问题有了理论上的认识。曹先生介绍许光达参加国事讨论会，使他开始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当他把目光由书斋转向社会时，曹先生向他推荐了如《新青年》、《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和书籍，使他开始接触和吸取革命思想。
　　192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租借期已满的旅顺口，全中国掀起了反日热潮，长沙也成立了“湖南外交后援会”，抵制日货，展开反日斗争。6月1日，一艘日本商船抵靠长沙两湖码头，“后援会”即派人前往检查，看是否有日货下卸。长沙市民、学生数千人同时聚集码头，以示支持“后援会”检查人员。日船拒绝检查，导致冲突。押船的日本士兵向码头人群开枪射击，打死学生2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流血惨案。次日，愤怒的学生举行集会，抬着被打死的学生尸体游行示威。
　　眼见自己的学友和同胞被帝国主义者残害，有着强烈爱国心的许光达，也走上了长沙街头，与同学们组成讲演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六·一惨案”的真相，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领人到处散发传单，与同学一起到当时的省政府门前请愿。然而，反动的军阀政府回答他们的却是军警的木棍，许光达头上也被打出了几个大包。这也使他彻悟到只有赶走列强，打倒军阀，才是有志的中国人应该选择的道路。
　　许光达成熟了。他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思想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1925年5月，许光达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冬季的一个夜晚，夜色黑沉，寒风凛冽，许光达应约来到曹先生家。曹先生是他的老师、人生引路人，更是他的党内同志。曹先生让许光达坐下后，颇有深意地问道：“如果革命需要你离开长沙，你愿意吗？”
　　“离开长沙？到哪里去？”
　　许光达深知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会是毫无目的的，但心中又不知真意，不觉有些惊讶。
　　“到广州。”
　　“广州？”许光达更觉惊讶。他知道，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尤其是在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国共两党的主要革命力量齐聚那里，那里不仅有国民革命政府，更是正日益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因此，那里已成为全国革命青年众所向往的地方。自己去那里做什么工作呢？他急切地问道，“曹先生，我到广州做什么？”
　　“广州有个黄埔军校，你知道吧？”曹先生问许光达，不等他开口，又继续说道：“省委要选一些青年党员去学军事，我们觉得你很适合，决定派你去。组织上让我通知你。”
　　听到这话，许光达顿觉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心情十分激动，自己将去广州，而且是进黄埔军校学习，这可是自己曾经想过却又认为是幻想的事啊！
　　许光达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曹先生家的，也没有多想自己将从一个书生变成军人。他回到宿舍，听着窗外渐渐沥沥的雨声，兴奋地收拾着书籍和行李。春节就要来临，他知道特别喜爱自己的大伯许长龄肯定会来学校找他回家过年，于是他给大伯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外出求学，请勿念。”
　　他知道大伯肯定能理解他上军校的举动。
　　第二天，许光达与同行的谭希林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派遣的顾问人员帮助下，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起来的军事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这是一所正规的军事学校，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入校学习。许光达虽然是湖南省党组织选拔推荐来的，也不例外。当然，通过考试对于许光达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他顺利通过了政治课和文化课的考试。1926年4月13日初试之后，21日又复试合格，他正式取得了入伍生的资格，被编入新生第2团。
　　初到广州的许光达，为广东表面上团结的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热潮所激动，心中构想着革命胜利到来时的景象。然而，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乐观。就在他到广州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内进一步分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挑起了一件件事端如“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一次反共的浪潮。身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利用自己的职务，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因而，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很深的裂痕。
　　刚入军校学习的许光达当时还无法了解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上层中的矛盾和冲突，只是埋头于学习，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每星期六，他都要过组织生活，和其他学员一道徒步进城，到广东省农民协会，或听周恩来、挥代英、谭平山等人的形势报告，或阅读讨论《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浅论》等社会科学书籍，接受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另外，他还在校内听过毛泽东的演讲和刘少奇的报告，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的形势和社会问题。而在知识层面上，他广泛接触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知识，丰富了社会阅历，有了成熟思维。三个月的入伍生期满后，他经过考试被录取为炮兵，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编入炮科11大队。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打败军阀吴佩孚。11月，北伐军歼灭军阀孙传芳主力，占领九江、南昌。至此，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适应国民革命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武汉成为新的革命力量中心。
　　随着革命阵营的北移，黄埔军校决定筹备武汉分校。12月18日，邓演达正式奉令筹设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三科各四个中队迁人武汉分校，许光达所在炮科中队也在迁移之列。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代行党代表，教育长张治中，办公厅主任兼军事总教官季方，政治部主任包惠僧，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秘书长周佛海。武汉分校当时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实权掌握在邓演达和恽代英手中。因此，武汉分校的政治气氛基本呈革命和进步之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形势陷入混乱。仍在武汉分校的许光达，接到陈毅同志亲自转达的党的指示：参加毕业分配，到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去，打入张发奎的部队，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许光达来到驻扎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当上见习排长。于了一个多月，接到地下党组织传达的指示：开小差，离开部队，速去南昌，到起义部队中去。
　　这样，许光达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开小差”，走人了。他与其他共产党员晓行夜宿，爬山涉水，于8月6日赶到南昌城下。当他们擦去汗渍，拍净尘土，准备进城的时候，却发现城头上没有红旗，也听不到歌声。城门有军警站岗，盘问路人。
　　原来，“八一”南昌起义后，蒋介石调集武汉、广州几路的大军围剿南昌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起义军已于8月5日撤离了南昌。
　　怎么办？许光达望着城门，不免有些失望，第二天，他毅然决定南下追赶部队。
　　南下的路途上，沿途有不少的散兵游勇，他们都是从起义部队中逃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贪生怕死，有的想去投靠新军阀。他们中也有共产党员和黄埔生。有认识许光达的，就劝许光达不要去“送死”，许光达毫不动摇，继续追赶部队。
　　终于，许光达在宁都城下追上了起义部队。
　　宁都城里驻扎着起义军第25师。该师担任后卫，师长是周士第。许光达来到师部见到了周士第，递上组织介绍信，周师长非常高兴，把许光达安排在75团3营当排长。
　　75团是一支光荣的部队，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第1营，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该营屡建奇功。在这支光荣的部队里，许光达开始了他的革命戎马生涯。
　　初到这个排，战士们对这位文静秀气的读书人并不服气。“排长像个大姑娘似的，到师里当书记官还差不多，带咱们打仗怕是不行。”排里的神枪手刘桂成撇撇嘴说。
　　因为许光达长得面嫩，所以一些老兵背后里叫他“娃儿排长”。
　　许光达并不计较这些，他知道要想让部下信服，必须在战场上见真功夫。
　　不久，75团接到了攻占会昌城一带高地的任务。许光达排是连里的尖刀排。他身先士卒，涉水过河，占领有利地形。冲锋中，战士们按照他布置的战术，充分利用地形地物，迅速逼近敌人。可是，刘桂成不管这一套，自信枪打得准，一味猛冲。突然，敌人一排子弹扫来，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已被许光达推到了岩石下，只见许光达倚在岩石上一扬手，敌人的机枪成了哑巴。
　　刘桂成用感激的目光望着排长，从心里不由自主地佩服起这位真正的神枪手来。
　　许光达在会昌战斗中的出色表现，不仅改变了士兵对他的看法，也让上级颇为赏识。过了几天，营长来到许光达所在的连，宣布上级的命令：“经团长批准，由许光达代理连长。你们不是叫他‘娃儿排长’吗？现在他升任‘娃儿连长’了。”
　　于是，许光达又有了“娃儿连长”的雅号。
　　会昌激战后，起义部队南下粤东。在三河坝激战中，一发炮弹在许光达身旁爆炸，他负伤了，只好离开部队到当地的农户家中养伤。伤好后，他跋山涉水寻找部队，一路寻去，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部队里，他很快显示出自已经过系统军校训练的军事才能，1930年，红2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3军、红6军，许光达担任了红6军17师师长，参与开辟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多次率部参加反围剿作战。
　　当时，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一味攻打大城市。1930年10月，红2军团受命配合1军团。3军团攻打长沙。部队伤亡很大，最后被迫撤出战斗。在撤退途中，部队被三路敌军包围在杨林寺一带，情况万分紧急。在这危急时刻，许光达率17师顶住了敌人，掩护军团指挥部撤离。12月17日，国民党军3个旅朝许光达的17师扑来，猛烈的枪炮声震颤着大地。17师49团团长牺牲，阵地被敌人突破，许光达果断命令师部所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投入反击，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17师与敌人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全师伤亡过半，换来了军团部的安全撤离。
　　事后，军团首长表扬许光达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1931年5月，红2军团整编，许光达担任8师22团团长。在马良坪战斗中，许光达又一次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华，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敌十几个团周旋，牵制了敌人，并安全突围，让贺龙惊喜不已。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庆功大会。
　　不久，许光达又任8师师长，在一次作战中再度负伤。这次伤得很重，子弹击中胸部，离心脏很近。当时红军医院设备简陋，无法取出他胸中的子弹，湘鄂西特委决定送他去上海治疗。
　　可是当许光达到达上海后，由于国民党疯狂搜捕共产党人，残酷的白色恐怖使许光达不能在上海安全地动手术。此时，中央正准备派一批干部去苏联学习，于是，许光达被送到苏联治疗并学习。
　　不幸的负伤，却使许光达得到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或许这就是因祸得福吧！
　　在莫斯科，许光达治好了枪伤，然后进了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的苏联，国内形势稳定，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发展迅猛的时期。许光达的生活自然比国内优越得多。他心中虽然挂念国内的革命和浴血奋战的战友，但既然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就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假期之中，他与中国同学前往苏联农村，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而在空余时间，许光达就去各种纪念馆和博物馆参观。漫步莫斯科街头，看着那雄伟而又古老的俄罗斯风格建筑，体味着异国风情，许光达心中浮想联翩：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列宁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的，这就是中国的榜样，中华民族一定能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中国人民也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为此奋斗不息，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尤其是要学好军事知识。
　　然而苏联方面却不允许中国学员们参观兵工厂，许光达原来学的是炮兵，他多么希望能走进坦克制造厂、战车制造厂、制炮厂等工厂去考察一番，却是一筹莫展。苏联方面甚至禁止苏联军人与中国学员私下接触。
　　在苏联的学校里学习，图书馆的书也不许外带，不许做笔记。许光达就整日泡在图书馆里看，好在他年纪尚轻，记忆力好，他尽可能把有用的知识往脑袋里装。尤其是那些涉及军事知识和武器装备的书籍和刊物，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理解并大致记住。
　　1936年秋，苏联东方大学为中国红军举办了一期汽车训练班，学习掌握汽车、坦克和大炮的技术。许光达是一位红军指挥员，原又是学炮兵的，自然被选调到东方大学学习。有心之人遇所好之事，当全心钻研。苏联红军建设已有十多年的经验，且经过国内战争培养出一大批军事家，这一次苏联党有心为中国红军培养一批懂得机械化军事的人才，派出一批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专家和军事理论家来给中国学员授课。虽然苏联的军事科技较为发达，但许光达已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在中国学员中，他接受得比较快，也学得比较好。许光达不仅掌握了一般的汽车、坦克和大炮的结构原理，更学到了现代战争中坦克、大炮的战术原则。
　　对于坦克兵的作战技术和战术，许光达格外感兴趣。坦克作为一种新型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出现于战场，在一些军事强国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兵种。由于它具有高速的运动力、威烈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了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以往许光达只是从一些教学图片中看到它在战场上的威力和作用，现在面对面地亲手操纵这种现代化的庞然大物，他怎能不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他深知装甲兵这一兵种中国红军现在没有，但以后必然会有的。为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许光达孜孜不倦地钻研于其中。这为他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党组织完全处于王明的控制之下，王明封锁中国国内的情况，这使得许光达和其他同志对王明行为愈来愈不满，许光达作为党支部书记，找到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反映学员们的共同心声。许光达的行为，按规定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王明却斥责许光达，认为他这是有意煽动学员反对共产国际的派别活动，并将许光达隔离审查，中断了他的学习。这使得许光达极其愤怒。几个月后，他回到了中国。
　　1938年1月，经长途辗转，许光达到达延安。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早在长沙读书时他即已知道毛泽东，并读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他更闻知毛泽东的创造和才能，但一直未到中央苏区工作而无缘相见。来到延安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前来看望许光达这批“留苏人才”，许光达这才了却多年心愿。
　　一见面，毛泽东便说：“你是长沙人，湖南老乡噢！”
　　在询问了许光达他们在苏联学习、生活情况后，毛泽东又寄语式地说，“你们都是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学问的噢！中央欢迎你们回来，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将来还要大发展，需要人才嘛！你们这样的干部，愈多愈好！希望你们回来以后，好好发挥作用。”
　　也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注意到他的这位温文儒雅双重硬学历（黄埔军校及留苏学习）老乡，并有意培养提携。
　　不久，许光达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长。1938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教育长。
　　黄土高原之上，千山万壑之中，抗日军政大学成了培养抗日骨干的摇篮，成了海内外炎黄子孙最可注目、寄以厚望的地方。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水河，多少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了这里。在这群英毕至的地方，许光达既是教官又是学员。他从革命实践经验丰富的战友那里学习自己缺乏的东西，又把自己从黄埔军校和苏联学来的理论教授给学员。既承担学校的领导工作，又亲自讲授战术学等军事理论课程。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939年6月，抗大总校移驻晋东南，在延安则筹建抗大第三分校。7月，许光达被任命为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在做好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的同时，许光达积极研究抗日战争的特点，总结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成功经验，发表了一系列总结办校经验、论述抗日军队组织形式、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文章。此时，他已不仅仅是一位军人，更是一个逐渐掌握战争艺术的思想者了。1941年1月，许光达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随后又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3．宜川城下，许光达指挥部队打出“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援兵慢来就急打。他说这叫“活捉老狼”

　　1947年8月16日，许光达接到彭德怀的命令，率部火速开往乌龙铺，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险恶的，国民党军第36师已到达镇川堡。另有董钊的1个师，刘戡的5个旅由绥德直扑葭县，刘戡部和第36师，南北相距只不过百里路，东向封锁了黄河渡口，西向控制了威榆公路。中共中央机关被挤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面和北面有敌大军压来，处于四面被围的困境当中。而且，敌人进展神速，包围圈越缩越小。
　　就在8月16日那天的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告之中央机关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但处境困难，希望彭德怀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
　　彭德怀马上电告党中央，他准备派许光达率领3纵，前来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正是在这样十万火急的背景下，许光达率领部队冒着大雨，拼命向乌龙铺前进。
　　行军途中，许光达把各旅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边走边交代任务。大家的心情万分焦急，为中央的安全担心。众人看出，许光达的心情十分沉重，这是解放战争以来，他们所看到的自己的司令员最紧张的一次。
　　许光达怎么会不紧张呢？中央的安危，此时正系于他和3纵的身上。
　　8月17日，3纵到达指定地域乌龙铺。许光达向各旅长下达了死命令：“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当时，敌36师以113旅为前梯队，由镇川堡向乌龙馆前进。彭德怀判断该师主力必将经沙家店地区东犯。因此，决定集中野战军主力在运动中歼敌36师于沙家店一带。
　　彭德怀摆出这样的布阵：
　　许光达指挥3纵和绥德军分区警备4团、6团插到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切断敌124旅与其主力的联系；
　　王震指挥的2纵等4个旅，在沙家店地区张开“口袋”，围歼敌36师主力；
　　贺炳炎的1纵进至沙家店以西，堵死敌36师的退路，并担任对增援之敌的阻击任务。
　　敌36师基本上落入彭德怀的手掌心了。
　　然而，敌36师只是进攻之敌中的一路，另一路刘戡带领的5个旅仍冒雨进犯，已经到了葭县的店头镇一带。中共中央机关因茨芦河河水猛涨而无法北进，改向西北方向移动，还是没有脱离危险。
　　当时，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召集各旅旅长到指挥所开会，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这山梁的一个避雨处，架着电台的天线。许光达什么也没有说，灼热的目光扫了一眼身旁的旅长们，旅长们会心地转身往各自的指挥部跑去了，每个人都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人在阵地在，他们决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8月18日上午，3纵的独5旅及绥德军分区警4团、6团在乌龙铺之北与敌接火，其他部队在乌龙铺以南抗击西援之敌3个旅。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第二日拂晓，3纵顶住了敌人1个军部及3个旅的轮番进攻，敌未能前进一步。
　　尽管彭德怀已在沙家店布下口袋，正准备围歼敌36师主力，但对许光达来说，其处境却是相当困难的。前边有刘戡的主力压过来，后边是葭芦河，3纵背水而战，这是兵家大忌。然而，许光达却知“忌”而行，英勇奋战。
　　由于3纵果敢的牵制行动，使得我1纵和2纵能够迅速将敌36师师部及165旅包围在沙家店，彭德怀发出了歼敌紧急动员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在彭德怀的命令下，全军将士个个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向被围之敌发起猛攻。
　　整编36师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为此胡宗南急电36师师长钟松，命令其固守待援。由南路北上的敌第29军军长刘戡也致电钟松：“已令55旅就近来援，主力继后即到。”
　　然而刘戡说得轻巧，他碰上了一个战场上的硬手，这就是许光达。刘戡3个旅遭到许光达3纵的顽强阻击，难以前进。不仅如此，许光达还命令部队实施阵前出击，曾一度打到了刘戡的军部，连刘戡的警卫部队也被冲散，着实惊出刘戡一身冷汗。刘戡从混乱中逐渐清醒过来后，才集中兵力向3纵发起轮番攻击。
　　面对着优势敌军的疯狂冲锋，许光达沉着应战，采取少摆多屯不断添油的灵活战法，以保留强大的预备队，不断地增强战斗的韧性和持续力，与敌人斗智斗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把敌人死死地钉在当川寺一线无法进展。刘戡的部队当时距离36师的阵地只有30多里，仍是被阻隔不能会合，谁也救不了谁。孤军突进的整编36师，只能孤军作战，最终覆灭了。
　　而当敌36师被歼之后，刘戡见势不妙，掉头回逃。这样，我党中央机关化险为夷，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沙家店一仗，是西北野战军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事后，毛泽东称赞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军却犯了这个忌，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许光达率领的3纵在这场胜利中功不可没。若说侧水侧敌，主要是指许光达的3纵。在阻击作战中，许光达敢于打破常规，以惊人的胆略背水作战，侧水侧敌，从而出敌不意。许光达敢于冒险，又善于冒险，他并不是与敌硬拼，而是以少量兵力摆在阵地上与敌人抗争，保持强大的预备队，持续不断地增加防御力量和韧性，终于以少胜多，保障了阻击任务的完成。
　　1948年初，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在我军的连续打击下，兵力大为削减，已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此时，胡宗南集团共有9个整编师28个旅，除在其他地区布防外，用于陕甘宁地区的仅有17个旅，并主要置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川地区，企图以机动防御姿态，确保延安，阻止我军南下关中。
　　胡宗南当时的部署是：以1个师的兵力驻守延安及控制延安至附近的公路线；以整编第76师1个旅驻守宜川；刘戡率整编第29军军部及2个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地区，作为机动兵团，或北援延安，或东援宜川，或阻我南下；以1个旅又2个团驻守韩城及禹门口附近，阻我西渡黄河；以1个多旅防守铜川、耀县、三原及成榆公路一线。
　　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和西北战场形势的发展，决定我西北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转入外线，向南进攻，配合陈、谢兵团，打击胡宗南集团，首先歼灭咸阳、延安一线敌军有生力量，粉碎胡宗南集团的机动防御部署，解放黄龙山区，并以此为依托，乘胜向南发展，威胁西安，策应中原作战。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我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
　　战法很明确，就是“围点打援”。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城，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可能由洛川东援解围的国民党军。
　　2月17日，彭总把许光达召来布置任务，并征求他对整个战役计划的看法和意见。许光达条理清晰地谈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战役的核心是吃掉敌西北胡宗南集团的主力——刘戡的整编第29军，而要吃掉敌29军，就必须设法将其引诱出来，在运动中将其歼灭。
　　第二，宜川战略地位比较重要，是陕西东部的重镇和南北的交通要道，三面环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是敌我的必争之地。敌军守住它，就可钳制和阻止我军南下。我军夺取它，就可由东路南下直插敌之腹地，威胁西安。所以，宜川是敌必救之地，也是我必攻之点。而我围攻宜川时，切勿急克，这样才能调动刘戡来援，以实现攻其必救、引蛇出洞的战役目的。
　　第三，我军围攻宜川后，根据这里的地形和交通情况，刘戡增援的方向及道路可能有三条：一条是由洛川、黄陵沿洛宜公路以北的金狮庙梁到宜川。此路敌需翻山越岭，行动缓慢；一条是由洛川、黄陵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条路虽然要经过瓦子街以东一段咽喉窄道，易遭我伏击，但它距离最近，又是公路，便于机动，解宜川之围最快，敌人很可能走这一条路；一条是由洛川、黄陵经黄龙（石堡）至宜川。这条路援军最安全，但路程比第二条路远两倍，援宜川时间长。综合起来看，刘戡走第二条路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我军要重点做好敌人从第二条路来打的准备，主力应重点部署在第二条路上，同时也要做好在第一、第三条路上打击来援之敌的预案。
　　许光达还主动提出，为保障战役周密完善，他指挥的第3纵队，在完成攻城任务的前提下，抽出1个旅作为机动预备队，用在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两个阻援的方向上，由他来补这个空，以防意外，保障我军主力能集中力量用于打援。
　　许光达的这些真知灼见，当即受到了彭德怀的赞许和肯定，对我军宜川——瓦子街战役的实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在具体的战役组织指挥中，怎样才能实现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确定的“围直打援”的作战方针，把摆在洛川、黄陵一线的刘戡的第29军引诱出来消灭，而又不让宜川之敌跑掉呢？
　　许光达认为，要两头俱胜，需要动脑筋、用计谋。他说：“我们的计划是：开始，要猛攻宜川，逼使被围在宜川的张汉初（敌第24旅旅长）告急。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要打个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急慢相兼，引蛇出洞。他用“活捉老狼”的办法为例，形象地说明这一谋略的奥秘：有经验的猎人活捉老狼的办法是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了陷阱里。如果猎人一棒子把狼崽子打死了，老狼也就不来了。
　　许光达的这一着果然十分灵验。2月22日，我军向宜川方向攻击前进，23日肃清了该城周围敌之地方武装，孤立了宜川。24日我军包围宜川，并积极展开猛烈的进攻。至对日先后突破敌外围防御，占领了敌战术要点老虎山、虎头山、万灵山、外七郎山等阵地，将敌压缩于城内。面对着我军凶猛的攻势，宜川守敌惊恐万状，频频向胡宗南告急求救。胡宗南再也坐不住了，命令宜川守军死守待援，又急令刘减率整编第29军2个师共4个旅8个团的兵力，于2月26日由洛川、黄陵地区出发，沿洛川、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
　　蛇终于出洞了，我军战役的第一步基本达成。
　　接着，我军继续猛攻宜川，迫使宜川守敌拼命呼救，胡宗南死令刘戡“立即前进，不准停留”，促使刘戡率部于29日进至瓦子街以西地区。当敌完全上钩后，我军即以5个团继续围攻宜川，诱使援敌深入就范，同时集中主力9个旅，以伏击态势突然包围了刘戡援军。当主战场转至歼灭瓦子街之敌援军时，许光达命令围宜部队暂缓总攻，一方面加强防御，以防两部敌军突围汇合或逃跑，另一方面做好总攻的准备。
　　瓦子街的枪声渐渐停息，彭德怀打电话给许光达：“现在，应该收拾狼娃子了！”
　　“好！”许光达回答得很干脆。
　　在宜川城周围的制高点中，惟有内六郎山和风翅山地势险要，而两山中，内七郎山更为险峻。此山并不高，海拔仅300余米，但背倚城墙，山壁如削，自古就有“七郎一条路”的说法。这条路藏在山肚子里，是条曲里拐弯的暗道，山顶有洞口，敌24旅的炮兵阵地、弹药仓库都在山顶上。
　　许光达指挥21团首先从小北门突入宜川城，冲到内七郎山下，但几次强攻都没有接近山下的暗道洞口。19团从西门进城后用云梯登山，也受到猛烈的火力压制。
　　许光达于是命令部队：不要硬攻，寻机智取。
　　21团2营4连在冯副营长带领下，化装成蒋军朝着内七郎山摸去，他们连闯数道防线，一直摸到山顶，等到敌人指挥所发现情况不妙时，手榴弹已经扔了进来……
　　内六郎山得手了，与此同时，第6纵队也攻入城内。
　　冯副营长居高远眺，只见凤翅山蒋军阵地上的火力点疯狂地不停地扫射，压制着我军。他便对刚刚举手投降的敌炮兵下达命令：“目标凤翅山，装弹！”
　　这些连青天白日帽花还没有摘掉的国民党炮兵，立刻进行计算、瞄准、装弹，然后在冯副营长的口令声中，炮弹出膛，准确地在凤翅山爆炸。
　　内七郎山和凤翅山的陷落，使敌24旅旅长张汉初陷入困境。本来，胡宗南要他坚持一星期，可到了3月1日，又让他突围。张汉初想突围为时已晚，解放军已经完成围城部署。
　　部队带不出去，他就想个人逃脱。他让勤务兵用绳子把他从城头上放下来，不料由于天气冷，勤务兵的手冻麻木了，绳子放到中途脱手，他一下跌到坚实地上，腰摔坏了。勤务兵跳下城墙后，搀扶着他继续逃离。然而最终还是没逃掉，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张汉初被带到了许光达面前，许光达见张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让他坐到炭火前取暖。待他身子暖和过来，许光达才问：“你知不知道我们这种钓鱼式的打法？”
　　张汉初苦笑地回答：“我们明知这是你们布置的口袋，又不得不钻。”
　　许光达哈哈大笑：“你说了实话。你们胡长官也服从我们的调动！”
　　瓦子街——宜川战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共约3万人，实现了我军的预定作战计划，有力地策应了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改变了西北地区的形势，打开了我军向渭北、关中进军的门户。

4．选谁出任装甲兵司令呢？毛泽东把目光移到了许光达的名字上。许光达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啃过黑面包，这样的“出身”，在解放军将领中并不多见

　　1949年冬，许光达奉命随彭德怀进京，协助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许光达这一次是带着妻子和儿子一同进京的，原意是想借此北京之行，一家人闲暇之时游览一番古都北京。他已准备把后半辈子献给大西北，扎根大西北了。
　　许光达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的各个部门、行业都需要人去抓。一天，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聚集议论建国大事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当时，外交工作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人马却得重组。新中国的外交主要方向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许光达留学苏联数年，懂俄语，文化程度高，又熟悉苏联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适合从事外交工作的。
　　但是，许光达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对外交事务是外行，能否胜任很难说，他还是希望在军队工作，为军队的机械化出点力。当然，作为一名党员，如果组织上让他转行，他还是会无条件服从的。许光达的想法与老总们不谋而合，因为解放军要实现机械化、正规化、现代化，需要像许光达这样有专长的军事人才。所以，当周恩来问许光达“你个人是什么意见”时，许光达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考虑：“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
　　老总们也都谈了他们共同的想法，认为军队建设需要许光达。最后，毛泽东拍板此事，笑着说：“听老总们的吧！”
　　这样，许光达留在了部队，后来成为大将。
　　建国后，人民解放军作为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仅靠“小米加步枪”已不适应现代军事的发展。从武器装备到兵种组成，人民解放军都极需发展，而机械化更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装甲兵的建设，认为装甲兵是一个最重要的兵种，它既能单独执行任务，又能在合成军队编成内执行任务。由于它具有高速的运动力、威烈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它能够减少或避免核爆炸的影响和充分利用核突击的效果，在进攻和防御中有效地执行各种战斗任务，因此在未来战争的陆地交战中，装甲兵的作用是别的兵种无法替代的。
　　新中国成立了，需要建设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是不可缺少，又是迫不及待需要建设的。
　　选谁来组建新中国的装甲兵部队呢？毛泽东把他的目光移到了许光达的名字上。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许光达就有良好的印象：上过黄埔军校，学的专业是炮兵；到苏联啃过黑面包，主要进修的也是炮兵和坦克兵，这样的“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并不多见。另外，许光达勤奋好学，这也是毛泽东颇为喜欢的。
　　一天，彭德怀邀请许光达一家共进午餐，并同游北海。游览中，彭德怀对许光达说：
　　“战争结束了，军队要成为国防军，要变单一兵种为多兵种，海军、空军要建立起来。陆军里要建立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还要加强炮兵，这些都需要人去搞。你是不是去搞装甲兵？后半辈子为军队现代化出点力。”
　　人用其才，才能尽其力。彭德怀的建议正合许光达的心愿，许光达岂有不愿之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对彭德怀说：“军委让我搞装甲兵，我后半辈子定把心血用在装甲兵上。”
　　1950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
　　新中国的装甲兵，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其中凝聚了许光达的多少心血！许光达当上装甲兵司令后，创办学校，培养人才，建立基地，锻炼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械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把许光达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之父”，实不为过。
　　万事开头难。许光达受命组建新中国的装甲兵总部机关时，手下只有十几个人，没有办公地点，住在北京前门外的一家小旅馆里。当时，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坦克数量很少，并且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技术人员也大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留用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装甲兵部队迅速搞起来呢？这是摆在许光达面前的一项艰巨工作。
　　他没有畏难，他把各军区的坦克部队的领导找来，彻夜长谈，反复研究，从中找出两个急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一是整编现有的坦克部队，实行全军统一编制；二是立即着手培训干部。
　　创业是艰难的。虽说四个野战军各有一支装备陈旧、车辆极少的坦克大队，但要建成一支统一的、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新兵种，困难确实太多，甚至难到连个领导机关都没有。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许光达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
　　首先，经中央军委批准，许光达把原各军区的坦克大队集中起来，整编为3个战车师，并陆续新组建3个坦克团，许光达满怀信心地展开了工作。1950年9月，在许光达的筹措和努力下，装甲兵司令部领导机关成立。10月，许光达在给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报告中，提出计划在三年内建立一支拥有1000辆坦克的摩托装甲部队。
　　具体地说，就是要组建11个坦克旅，每个军区建立坦克兵司令部，建立3个中心修理基地（工厂），3个中心仓库，1个坦克学校，1个坦克训练基地。
　　许光达亲自下到部队搞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苏军资料，并组织研究制定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及独立坦克营三种编制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装甲兵司令部领导机关。与此同时，许光达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把原有的坦克和从苏联新引进的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重新编组了3个坦克师，2个机械化师和40多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从而初步形成了装甲兵部队体系。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1年1月，许光达亲自组织坦克部队加入到抗美援朝的战争行列中。他对作战部队的战场集结、作战使用以及技术保障等等作了充分的考虑和同密的布置。1951年4月，为了解和研究装甲部队的作战使用及战场技术保障情况，许光达又亲自奔赴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考察，使得新中国弱小的装甲兵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得到锻炼和考验。
　　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是许光达在装甲兵部队建设中的一项主要工作。1951年9月1日，在许光达的努力下，第一战车学校正式成立，两年后这所学校改称为第一坦克学校，校址在天津。建校之时，从校址的选定，设备的购置，教师的配备，到课程的设置，无不凝结着许光达的心血和汗水。
　　1952年5月，许光达又以步兵第184师师直机关、坦克第521团等部合编，在北京设立了第二战车学校。学校下辖4个学员大队，1个教练大队。全校共有工作人员1000多人。尔后，许光达又筹备组建了第三、第四、第五坦克学校。1952年9月1日，在第一战车学校成立1周年之际，许光达到校讲话，充分肯定了学校的成绩，同时特别指出培养出的学员要达到“思想意识健康，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勇敢，顽强，艰苦朴素，有朝气，有学识，有技术，工作称职。”
　　许光达给当时的坦克学校制订了校风规则：
　　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虚心钻研的学习作风。
　　多年来，装甲兵诸多学校始终以许光达制订的这4条为办学方针。
　　1955年9月，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他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氧1959年9月，许光达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仍主管装甲兵部队的工作。
　　装甲兵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兵种，而当时我军干部的技术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许光达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向部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口号：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这个口号抓住了我军装甲兵建设的核心。许光达不仅号召装甲兵的所有干部都要学习掌握坦克技术，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带头学习坦克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深刻地指出：我国的装甲兵部队和其他兄弟兵种比较起来，还很年轻，无论在学术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都还很差，必须继续认真学习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切有用经验，结合我军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探索人民装甲兵的建设和使用，进一步提高各级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许光达深知，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如果不能研制、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为了改善坦克部队的武器装备，他在中央提出的以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指导下，一方面积极组建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大力开展新技术的研究工作，同时抓紧筹建各种类型的坦克制造厂。正是由于许光达的远见卓识和积极努力，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并封锁了所有技术和原材料供应之后，中国很快自行设计和制造出了59式坦克、轻型坦克、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等以及配套车辆。
　　装甲兵的建设，成了许光达醉心的一项事业。我军装甲兵的《车场勤务条令》《驾驶教范》《射击教程》《内务条令》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订，都包含着许光达的心血！许光达总是对身边的人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提出了“没有技术就没有坦克部队”、“为掌握坦克技术而斗争”的口号，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走在前面。
　　在坦克训练基地，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下基层来视察工作的许光达钻进像蒸笼一样的苏式坦克里学习驾驶坦克。有人劝他说：“你是司令员，那么大年岁了，还钻到坦克里干嘛？”
　　许光达笑着回答：“装甲兵司令员，不会驾驶坦克，能当司令员吗？学习驾驶坦克，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坦克的构造、性能和威力，这样才能有话说。否则，外行领导内行，人家不会真心服你，你也就做不好工作，那样我怎么向党交差呀？”
　　苏式坦克笨重的操纵杆，拉起来有几十斤重，年轻人都感到吃力，更何况许光达已是50开外的人了。但是，许光达并不是做做样子，他是真学真练，就这样，他终于完全学会了驾驶坦克。
　　许光达能够亲自驾驶坦克了，于是他要求装甲兵的指挥员一律要上车，学会驾驶坦克。在他的带动下，所有装甲兵部队的领导干部无一不是合格的坦克驾驶员。
　　1958年夏天，许光达到南方视察。随行人员告诉他，试制的国产坦克正在这里作高温条件下的破坏性试验，以便取得需要的数据。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兴冲冲地赶到了试验现场，看着、摸着坦克，许光达就像母亲看到了自己的亲生婴儿，脸上满是笑容。多么不容易呀，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坦克！
　　许光达想登上坦克亲自驾驶，试验员和陪同人员都极力劝阻，这怎么行？南方的夏天，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七八度，人在车外都感到酷热难忍，许光达那么大年龄怎么能受得了坦克舱内的高温啊？更何况，这是试制坦克，性能不稳定，而且现在又是做破坏性试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司令员出了事，谁负得起这个责？陪同人员极力劝许光达不要试，要试等以后新车定型后再试。
　　许光达却轻松地说：“没关系，我这个司令员亲自摸一下国产新坦克的性能，取得第一手资料，对定型新车不是也有点帮助吗？没什么可担心的。一会儿，你们当中谁有兴趣，也可以试试。好不好？”
　　许光达钻进了坦克。
　　坦克发动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随即隆隆朝前方冲去……
　　许光达驾驶着坦克，亲身体验了国产坦克的各种性能，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当他脸色发白、挥汗如雨地钻出驾驶舱时，兴奋地喊叫起来。而其他人那一直悬吊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1959年10月1日，当许光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自己熟悉的坦克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他满意地笑了。

 周士第——海南省琼海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曾任叶挺独立团营长，代理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18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在周士第的军旅生涯中，一系列耀眼的任职，足以令人骄傲。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行列中，像周士第这般老资历的并不多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3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直捣国民党政权首府南京。4月23日，红旗插上了国民党的总统府。国民党残兵败将仓皇逃窜。解放大军继续向华东和华南地区乘胜进军。
　　在西北战场上，第1野战军也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949年5月，古城西安宣告解放。
　　为了扩大西北战场的攻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调华北野战军的第18兵团、19兵团归入第1野战军建制，投入了西北大决战的序列。
　　两个兵团共6个军，兵强马壮，浩浩荡荡地由晋入陕，大大增强了1野的实力，使1野的总兵力达到40万人，从而彻底地改变了西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状况。
　　第18兵团的司令员是周士第，一位老资历的解放军战将。
　　周士第又名周士梯，海南省琼海县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黄埔军校毕业后，先后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见习官、副队长、队长。大革命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对团团长，第25师师长。这一系列耀眼的任职，足以令人骄傲了。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行列中，像周士第这般老资历的并不多。
　　周士第后来担任了红2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1兵团副司令员，第18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总参外军训练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周士第率18兵团入陕作战时，当时盘踞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我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仅剩下20余万人，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但盘踞在青海、宁夏地区的马步芳和马鸿逵仍有18万人马，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长期以来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二马”，委以高官，千方百计地诱使“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二马”中，犹以马步芳最为猖狂，他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企图以进军陕西保其青海老巢，伙同马鸿逵组织3个兵团，由他的儿子马继援率领，分3路大举东进，与胡宗南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
　　在古城西安的1野总部里，彭德怀对周士第和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人说：“你们来了很好，要准备打几个大仗，硬仗！敌人在垂死挣扎，又反动又顽固，我们不发动几个大的战役，不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不会认输的！”
　　听到这里，周士第和杨得志、李志民几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又将目光集中在彭德怀那张严峻的脸上，静心听他讲下去。
　　彭德怀一只大手按住桌角，稍微侧着身子，继续说道：“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以后，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与胡、马敌军的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等。然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敌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对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7万余人，青、宁二马8万人，合计15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野的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和政委王世泰，都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彭德怀的分析和结论。
　　彭德怀咳嗽一声，继续分析战场形势。
　　“但是，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所以必须把它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很深的矛盾，如今虽然为了保命而不得不暂时联合起来，但又互存戒心，貌合神高，在联合作战中都暗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互相利用。他们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这就为我军利用敌人的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士第兵团和杨得志兵团编入一野序列，使一野有了连续打大仗的能力，在此情况下，首先向何处开刀呢？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是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决战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必须根据敌我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
　　6月2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歼击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作战计划问题，向彭德怀作了若干具体指示。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深思熟虑之后，说道：“敌情在变，我们的作战方针也在变。我们原先是准备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大家清楚，胡宗南部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是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彭德怀接着说：“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这比让他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
　　说到这里，他突然顿住，咳嗽一下，说：“当然，也有不利的7一面，这就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资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18兵团和19兵团经过千里行军，已经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19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特别是较大的战役决战。”
　　他的右手在桌面上渐渐攥成一个拳头，然后又慢慢地松开来，端起茶缸，喝了一气凉开水，继续讲道：
　　“敌人知道我们18兵团和19兵团入陕参战后，青、宁二马主力慌忙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区域，有利时可援胡进出于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胡宗南也把他的部队集中于扶风、眉县地区，以5个军之众集团配备，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的兵力部署，都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
　　彭德怀看了众人一眼，提高声音说：
　　“从目前敌人部署情况看，青、宁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使我军难于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与青、宁二马虽然可以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太大。很利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这是我军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彭德怀的拳头砸到了桌面上，发出厚重的响声。会场的气氛立时活跃起来。彭德怀双手由上而下在空中压了几下，大家停止议论，静听他下面的话。
　　他用一种特有的坚定而果断的口气说：“同志们！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决定由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变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我命令：第19兵团于乾县、礼县地区，钳制青、宁二马；第1、第2、第18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他的部将们忍不住嚷嚷起来，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周士第望着台上的彭老总，禁不住心潮澎湃。他长期在贺龙手下指挥作战，和彭德怀接触不多，如今加入到一野作战行列，在彭大将军的手下效力了，他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
　　1949年7月11日，一野主力开始向胡宗南部队进攻。隐蔽集结于预定位置的许光达第2兵团由胡军与马军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到敌侧后。
　　周士第率18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攻击敌人。
　　王震第1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
　　胡宗南总以为周士第的18兵团和杨得志的19兵团入陕后，至少需休整1个月才能作战，又自以为5个军集团配备，解放军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解放军向马军进攻时，全力向解放军侧击，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
　　胡宗南的美梦，被雷霆般的排炮震醒了。
　　第一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起全线猛烈攻击。胡宗南的集团防御，仅一天时间即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陷入绝境。
　　经过两昼夜激战，第一野战军共歼敌4个军，4.3万余人，解放县城8座，这是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周士第到了西北就打大胜仗，自然是十分惬意的事。

2．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周士第等人“阵亡”了，忍不住痛哭起来。香港方面的敌人也放出消息，说“铁甲车队”全军覆灭，周士第被打死了

　　20世纪20年代，是周士第军事生涯中极为辉煌的一个阶段。有人这样说：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周士第有好几个“第一”：黄埔第一期学员，孙中山铁甲卫队的第一批成员，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的指挥官……
　　在大革命初期，周士第每一次出现都是威风凛凛的。
　　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进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不久即担任了队长。这铁甲车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24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建立革命武装；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与孙中山商议，决定组建“铁甲车队”。组建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将要毕业之时，周恩来便从军校中挑选了已是中共党员又有实际军事工作经验的徐成章任队长，从第一期毕业学员中挑选了周士第、赵自选任见习官，另从校外调中共党员廖乾吾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这5个人一同负责筹建“铁甲车队”的具体工作。
　　“铁甲车队”名义上在大元帅府属下，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和调动，都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铁甲车队”的工作与生活问题，都是直接请示广东区委陈延年和周恩来解决的。
　　“铁甲车队”的装备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装备有铁甲列车及其他车辆。其中有一个加了铁甲的火车头，拖挂着四五辆铁甲车。有一辆顶端装有旋转炮塔，炮塔上装有一挺机关枪。车厢都装有铁甲，车厢两侧厢壁上都开了几排有高有低长条形的射击窗孔，在车厢内可用立式或跪式不同姿势射击以及向外观察等，车内两边有板凳可以乘坐。铁甲车平时停放在大沙头火车站，外出作战或执行巡逻等任务时，多用装甲火车头牵引，驰骋在广州到九龙、韶关段的火车铁路线上。班长、队员一律配备长枪，排长以上干部都配有驳壳枪，每排还有一挺手提机关枪。枪械都是苏联援助的。
　　“铁甲车队”官兵统一着装。平时戴黄色大沿帽，着黄色斜纹布中山装军服，打绑腿；军官穿黑皮鞋或黑色长简马靴。每次外出训练或出征打仗，都会吸引诸多群众的关注。
　　“铁甲车队”的军政训练一直抓得很紧。实行每日“三操两讲”制度。三操：出早操，上、下午各进行一次训练，叫做三上操场；两讲：上午或下午安排两小时政治教育，晚上进行一次全队讨论或晚点名，叫做两进课堂。
　　“铁甲车队”的生活，虽然非常严肃紧张，但同时又非常团结活泼。队员们经常开展文体活动，如唱歌、打球、演戏。经常举行娱乐晚会，在晚会上干部、队员一起表演节目。队里还有阅览室，有革命进步刊物供大家阅读。
　　“铁甲车队”完全废除了打骂体罚制度，建立了平等友爱关系，干部与队员上下之间，队员与队员互相之间，都十分融洽，十分团结。大家的革命目标一致，工作上严肃紧张，生活上平等体贴，财政上账目公开。如伙食费、办公费、杂文费的开支账目，每月都定期公布一次。干部和队员伙食标准一样，每月的伙食费节余，大家平均分配，这叫分“伙食尾子”。所有这些都与旧军队完全不同，因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1924年12月上旬，应彭湃的要求，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铁甲车队”到广州西北西江山区广宁去镇压反动地主，帮助开展农民运动。
　　12月11日，“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和周士第、赵自选带两个排80多人赶到了广宁。“铁甲车队”的到来，给农民群众很大鼓舞，他们成群结队跑到数十里以外去欢迎。
　　第二天清晨，广宁农民自卫军首先出击敌人，在潭圩据点附近与反动地主武装发生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未果，农民自卫军难以取胜。“铁甲车队”随即前去支援，声势大振。敌人抵挡不住，放弃据点，纷纷退入潭圩江姓大炮楼内负隅顽抗。
　　潭圩有两座反动地主的大炮楼，一座是江家的，一座是黄家的。江家炮楼规模大，花了几十万两银子才建成。炮楼有5层楼高，围墙是用石头和砖、水泥砌成的，非常坚固；四周有水壕，门口出入用吊桥，平时把吊桥拉起，人出入时才放下来。炮楼内可屯兵数百人，并且储备了大量粮食、武器、弹药。江、黄两家炮楼相距几里路，成犄角之势。“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连续几次攻打江家大炮楼，但都遭到挫折。
　　于是，周士第等人仔细分析几次攻击不成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攻坚的火炮，推不开炮楼。看来硬攻是攻不下大炮楼的。怎么办呢？周士第提出了挖地道埋炸药的办法炸毁炮楼。这个建议被采纳后，由周士第等12人组成的工程爆破队，在“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掩护下，利用炮楼背后的死角，开始向炮楼底下挖地道埋炸药。
　　第二天，炮楼内的敌人发觉了，派出数十名反动武装，向工程爆破队和掩护部队猛冲，被打了回去。敌人见硬冲不行，就在围墙上开了3个小洞，架上土炮，向我地道口抛掷火药包。一个火药包落在彭湃和周士第身旁仅1米的地方，被周士第一脚踢飞，在空中爆炸了，卷起的砂石烟尘落了彭湃和周士第一身，两人镇定自若，置生死于不顾。
　　中午时分，有一股反动地主武装从外地赶来救援江家炮楼。徐成章同周士第立即带领“铁甲车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迎击，经过激战，将来援敌人打退。下午时分，又有一股敌人前来救援，又被我击溃。
　　第三天，地道挖好了，150磅黄色炸药被埋在炮楼下方。随着一声问响，炸药爆炸了，却只将炮楼炸开了一道裂缝。当时“铁甲车队”爆破经验不足，用药量小了，没能炸毁炮楼。
　　正当“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为久攻炮楼不下十分焦急之时，恰好有一阵东风吹来，这狂劲的东风一下子提醒了周士第：借东风、用火攻！“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将炮楼团团围住，农民群众纷纷出动，向炮楼四周搬运柴草，家中柴草搬光了，就到山上割柴草搬来。甚至连妇女、孩子们都赶来搬运柴草。不长时间，大炮楼四周便堆起成堆的柴草。
　　由于被围困了两个月，大炮楼里反动地主武装的弹药、吃喝等日益困难，水源又被切断，援兵被击退，面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境地，更是畏于火攻。遂派人出来同“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谈判投降，表示愿意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
　　2月13日，“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终于拿下了江家炮楼。
　　14日，黄家炮楼见大势已去，也跟着出来投降了。
　　江、黄两家大炮楼放下武器后，广宁各地反动地主也都相继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广宁农民运动遂获得很大发展。“铁甲车队”在广宁两个多月，肃清了反动武装，收缴各种枪支5000多条，均交给了地方党组织，从而壮大了我党自己的武装。
　　1925年2月，孙中山北上离开了广州，反动势力乘广州空虚，大肆造谣破坏，广州形势骤然紧张。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调“铁甲车队”迅速赶回广州。2月20日，“铁甲车队”返抵广州。当时，对广东革命政府威胁最大的就是占据东江惠州、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他乘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号称指挥10万兵，倚仗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及段棋瑞政府的支持，与粤南军阀邓本殷和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相勾结，并联络闽、湘、赣军阀相互呼应，策划大举进攻广州，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在这复杂、紧张的形势下，中共广东区委促使广东革命政府作出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
　　在东征军出师之前，中共广东区委即指示“铁甲车队”第3排参加东征，沿广九铁路前进，作为先锋部队，协同友军攻击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处敌人防线。第3排英勇作战，所向皆克，并迅速将敌人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修复，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保证了东征军后方交通运输的安全，使东征军顺利完成打败陈炯明的任务。
　　“铁甲车队”的第1、第2排则从广宁迅速赶回广州，保卫广东革命政府。“铁甲车队”驻地大沙头附近，驻有航空局所属的一个飞机掩护队。飞机掩护队的队长暗中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相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考虑到反革命派可能利用飞机掩护队占据飞机场，威胁“铁甲车队”的安全，对广州局势带来大的危害，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把这支部队掌握到自己手中，于是通过广东革命政府和航空局局长将飞机掩护队原队长调走，派周士第前去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接管、改造飞机掩护队。
　　原队长在离开飞机掩护队时，召集他的亲信部下作了布置，声称他是暂时离开，日后还要回来，飞机掩护队还得听他的。周士第上任后，立刻召集飞机掩护队各排长开会。开始由于各排长不明周士第的来意，都很不安，面色阴沉，心情紧张地坐在一旁。周士第和蔼热情地讲明情况，说飞机掩护队担负的任务很重要，现驻大沙头的飞机，主要靠大家来共同掩护好，要求各排长仍各负其责，并多提建议，共同把工作做好。这番话使各排长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第1排排长开会前在腰中插了一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准备如果势头不对，即拨枪出来对打，然后跑到杨希闵部队那边去。当他听了周和党代表两人心平气和的讲话后，面带愧色地说：“我想错了，以为你们是来缴我们枪的，先换队长，后换排长。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把你们打死。现在我才明白是受了欺骗。”边说边从腰间拔出了那支子弹上膛、机头张开的驳壳枪，双手交给了周士第。周士第以更加信任的态度，将枪还给了他，亲切地慰勉他放手做好排里工作。
　　通过多方面工作，排长们都消除了顾虑安下心来。周士第在飞机掩护队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官兵们的信任，立住了脚跟，很快将飞机掩护队改造成了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将大沙头完全控制在革命政府手里，对稳定广州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正当革命军出发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英、美帝国主义又收买了军阀杨希阂、刘震衰，唆使他们进行反革命叛变，颠覆广东革命政府。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下，“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已经做好准备，在大沙头的桥头堆放沙包，构筑工事，加强警戒，随时准备还击杨、刘叛乱。
　　5月，杨、刘公开叛乱了，占据了广东北江、西江一带。
　　6月初，杨、刘军队占领广州省长公署、财政部、电报局。火车站和部分政府机关，广州危急。6月7日，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通电宣布杨、刘罪状，免去其滇、桂军总司令职务。12日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
　　中共广东区委指示“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统一归徐成章、廖乾吾、周士第指挥，配合东征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市区工人、农民军作战。当东征军回师广州时，“铁甲车队”与飞机掩护队从顺德附近渡河，迅速插入敌人纵深，向敌人背后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龙眼洞方面之敌与广州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作战。
　　6月20日下午，革命军重新占领广州。敌1个师趁革命军疏于戒备，忽然从广州北面袭来，企图重新夺取广州。这支叛军一直打到了北校场附近。广州市内的部队及人民群众一时措手不及，有些惊慌。此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正由瘦狗岭方面返回广州途中，发现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在广州东北方面投入战斗，吸引了大批敌人，掩护革命军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向敌人反击，最后消灭了敌人这个师。
　　在这次讨伐杨、刘的作战中，“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人人都忘记了饥渴劳累，个个精神振奋，负伤不下火线，勇敢冲锋，不怕牺牲，表现了革命军人的英雄气概。
　　1925年6月，徐成章调离，周士第担任了“铁甲车队”队长。
　　平定杨、刘叛乱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也随之改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
　　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酿成了“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各地民众纷纷起来，支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立即引起了广州、香港工人的大罢工。6月3日，广州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表示支援。6月19日，香港海员等工会首先罢工支援上海工人斗争。香港罢工人数迅速发展到25万人，有13万人回到广州。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发动罢工。省港大罢工，坚持达16个月之久，波及全国各地，是“五卅”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涉及各个阶层的一次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设立了罢工工人纠察队。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为黄金源，训育长为邓中夏。中共两广区委选调“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任罢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人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任大队教练，纠察队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缉拿走狗、镇压工贼和封锁香港的任务。
　　6月23日，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举行了广州工农兵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省港罢工工人、郊区农民、各校学生、黄埔军校、“铁甲车队”以及广州各界人民团体、机关、部队等共10万人，先后到广州东校场集合，召开大会。会后，大会主席宣布，游行队伍按工、农、学、商、兵的次序行进，沿着惠爱东路、永汉路，出长堤，至沙基、黄沙等主要街道游行示威。
　　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走在群众游行队伍后面，一方面是声援游行示威群众的革命行动，一方面严密监视周围情况，以防坏人破坏和敌人袭击，万一发生武斗情况，“铁甲车队”可以立即驰援。
　　当日下午15时10分，游行群众有秩序地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中国属地沙基时，看到沙面租界里的英、法、葡等国驻地事先早已布置好了武装人员，沙面沿河各要道口均堆积有沙包，构筑有工事，就连洋房阳台上也堆有沙包，架着步枪、机关枪。
　　当赤手空拳的游行群众到达沙基西桥口时，沙面上的帝国主义分子突然朝游行队伍开枪扫射，停在白鹅潭的帝国主义军舰也向游行队伍开炮。游行群众对这一突然袭击不及防备，纷纷中弹倒地。
　　周士第亲眼看见一个学生中了两弹，头炸掉了，肚子炸开了；路上堆着人们的尸体，有的血肉横飞，鲜血顺马路流进排水沟里，其景惨不忍睹。当场遇难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市民、红十字会会员等有52人，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残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射击时，竟使用了当时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及毒弹。“达姆弹”爆炸力大、杀伤范围广；毒弹使受伤者麻木，不易医治，即使经医治保住性命也会终生残废。
　　帝国主义者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游行群众万分的愤怒，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冲进沙面去”的口号，向沙面桥冲去，捣坏了第一道铁门。
　　在帝国主义者用枪炮向游行群众疯狂扫射时，“铁甲车队”的官兵们正行走在大新公司（现广州的南方大厦）附近。当看到帝国主义这样凶残地屠杀我无辜同胞，队员们个个怒火中烧，都想冲上去与帝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周士第虽也悲痛万分，但他是一队之长，不能蛮干，忍痛做着队员们的工作，“我们是军队，上面没有命令，不能蛮干，先抢救伤员要紧。”
　　在周士第的指挥下，队员们迅速赶到沙基街，抢救遇难的游行群众。沙基街西临沙面，南靠珠江，只有东面店铺可以躲避。“铁甲车队”奋不顾身地掩护群众疏散。但因事起突然，地处路狭人稠之处，枪炮一响，游行队伍前面的群众，皆仓皇拥挤成团，马路上毫无隐蔽之处。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队员们，不顾自身的安危，帮助游行群众躲到店铺口骑楼下的石柱子后面，或叫开店铺门，或找安全地方，疏导游行群众进去躲避，从而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也就在这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好像人怨天亦怨，愤怒的雨水如注，沙面的帝国主义者被大雨所迫，停止了射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基惨案”。为纪念这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斗争行动，当年即将此惨案的发生地沙基街改名“六二三路”，并在沙面东桥头竖立起一方石碑，镌刻着“毋忘此日”四个大字。
　　为了狠狠还击帝国主义，中共广东区委、香港罢工委员会于7月10日决定：全面封锁香港及新界口岸。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协同广大群众在东起汕头，西至北海、雷州、海口，从香港、九龙边界和广东沿海各港口以及海南岛蜿蜒数千里的海岸线上，担任封锁香港的任务。为了加强这次封锁行动，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增派周士第、廖乾吾率领“铁甲车队”到香港、九龙交界处，在百里防线上日夜巡查，协同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斗争。
　　8月初，“铁甲车队”到达深圳后，队部驻在靠近深圳河边的蔡屋围村的一所学校里，一部分队员住在铁甲车上。全队日夜巡查，对香港进行严密封锁。
　　8月15日下午，驻沙头角田心村附近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发现两艘走私船，满载粮食，正准备驶往香港，便前往检查。忽然有两艘英军巡逻舰驶来，向纠察队开枪射击，企图掩护走私船逃走。纠察队即将队伍散开后退。那两艘英舰仍继续向我追击，纠察队无法躲避，只能自卫。周士第闻讯后，立即率队伍前往增援，枪战进行了约50分钟，英舰才仓皇离去，走私船被我截留。
　　不管英帝国主义分子怎样挑衅和破坏封锁，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始终斗志昂扬地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敌人的巡逻队在深圳河南岸巡逻，“铁甲车队”的巡查队则在北岸巡逻，双方相距只有几十米。相遇时，“铁甲车队”的队员们就用愤怒的目光盯住对方，队员们称这为“眼睛射击”。对方慑于我方的威力，只能低下头灰溜溜地走人。
　　由于实行了封锁，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肉食蔬菜供应断绝，商店货源枯竭，街道垃圾粪便堆积如山，蚊蝇成群，臭气熏天，豪华的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封锁香港的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大灭了英帝国主义的威风。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陈炯明，“铁甲车队”再次担当重任。他们由广州出发，沿途修复了被敌人破坏了的铁路，迅速进攻石龙。得手后，又迅速攻占深圳车站，并配合主力解决了敌司徒非旅。肃清了广九铁路沿线之敌，对东征军消灭陈炯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炯明主力被打垮后，英帝国主义又支持陈炯明的残部，在深圳大鹏湾一带进行反革命骚扰破坏活动。10月30日，周士第得到急报，说陈炯明残部罗坤、邓文烈率200余人，包围了驻沙鱼涌的罢工工人纠察队，捉去纠察队员十余人。周士第当即率领“铁甲车队”4个班，由深圳前往沙鱼涌救援。
　　沙鱼涌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坐落在小涌河的东面，北面有个小山头，村东有座小石拱桥，东北连着一片小丘陵地带，西面是大海海滩，南面有一小山包高地。
　　“铁甲车队”到达沙鱼涌时，敌人已向东山方向退去。周士第得知南澳东山为敌占领，即派人前去侦察。这时，周士第又连续接到农民报告，说在香港与大鹏湾之间，不断有轮船来往，每次均载运很多人员登岸，并运有棺材（后来才知道棺材内藏有枪支），并且敌人已经知道我军在沙鱼涌的部队番号、人数，有意由大鹏湾前来围攻，且有军舰助战。
　　周士第听到这些消息后，判断敌人是在作开战的准备，并有英军舰船只运输人员、枪弹来接济支援，可能将有大的事变发生。于是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40多人和罢工工人纠察队100多人加强了警戒。
　　果然，4日晨3时，敌人向我沙鱼涌南端高地发动了进攻。周士第判断敌人的进攻不止一路，可能采取多路进攻。沙鱼涌南、东、北三面环山，西面是一片海滩。周士第命令班长黄华然率领1个班坚守南山上的小高地，进行抵抗。同时布置部队分东、北、西三路迎击敌人，自己则在战斗最激烈的南山小高地上指挥。
　　天将放明时，周士第发现东面、北面和南面山上已有敌人。便指挥部队分路进行抵抗。此时，敌军如蚁，分三路包围过来；另有3艘英舰，拖着4条民船，满载敌人驶来。敌人登陆后即蜂拥向“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阵地扑来。
　　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英勇地抗击着十倍于我之敌，与敌肉搏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坚守住了沙鱼涌阵地。7时刀分左右，忽然又有3艘英军舰从香港驶来，舰上的机关枪向我阵地猛烈扫射，还有一架英军飞机飞临沙鱼涌上空，掩护进攻。
　　坚守在沙鱼涌南端滩头小高地上的“铁甲车队”黄华然班，顽强地抗击着数百名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进攻。黄华然负伤了，仍然坚持指挥全班作战；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他就率领全班跃出阵地前沿，与敌人拼刺刀。他们毫不畏惧，杀伤了大量敌人。最后，全班壮烈牺牲。
　　到了上午9时许，敌人越聚越多，所有高地都被敌人占领，沙鱼涌街口也落入敌人之手，形势十分严峻。敌众我寡，悬殊太大且被敌四面包围，周士第便决定由“铁甲车队”掩护工人纠察队，夺路冲杀突出重围。他们开始向西面突围，由于英国兵舰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开阔的海滩，在弹雨中无处隐蔽，不得不又折回。后来又向东平山方向突围。东面是敌主力所在，此时敌人已经占领了东面的街口，要突出去也非常困难。但除此已别无出路，于是周士第决定：由他自己带领部分“铁甲车队”队员打先锋，杀开一条血路；廖乾吾带领工人纠察队队员居中；排长李振森率部分“铁甲车队”队员断后，向东面冲杀出去。
　　周士第首先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带领部队打垮了占领沙鱼涌街口的敌人，杀开了一条血路。山上的敌人发现我军向东突围后，便集中火力向这边猛烈射击。担任断后的李振森排长，在枪林弹雨之下，英勇地往返冲杀多次，掩护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队员们突围，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最后，在冲出沙鱼涌街口时中弹牺牲。
　　两军相遇勇者胜。周士第身先士卒带队边打边走，终于突围冲出火线，他身上已7处负伤，加上几夜未曾睡觉，又打了大半夜的仗，实在劳累困乏不堪，体力不支，看见前面有一块大青石板，一下子就瘫坐在上面。勤务兵蔡文锋已走出十多米远，回头看见周士第倒下来，以为他负伤了，便急忙冒着生命危险又转回来，要背起周士第冲出去。周士第一下子又站了起来，说：“我还能走！”再次指挥大家朝前突去。
　　在街口的转弯处有一座桥，有很多敌人把守着，挡住了“铁甲车队”的去路。周士第指挥部下猛打猛冲，打垮了敌人，冲过了这座桥。在周士第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激励下，战士们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
　　突围出来之后，在沙鱼涌东北的一个小山坡上清点人员，仅存周士第等17人。看见那么多熟悉的“铁甲车队”的战士和工人纠察队员永远地留在了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周士第心里难过至极。
　　此时还有一些尚未突围出来的战友们，尽管周士第等人已经有30多小时滴水未进，喉咙里干得说不出话来，但众人还是用手势表示要打回去营救尚未突围出来的阶级兄弟。于是这17人再度折返沙鱼涌。
　　走了一段路后，已听不到沙鱼涌方向的枪声。周士第判断敌人可能已经占领了沙鱼涌，再打回去会造成无谓的牺牲。他随即和廖乾吾商量了一个智救战友的办法。他们找到了一个胆大的农民，动员他快步跑去沙鱼涌，就说是淡水方面的黄埔学生军打过来了。那个农民按周士第的布置向沙鱼涌方向跑去。周士第指挥部下又朝沙鱼涌方向连续开枪，迷惑敌人。占领沙鱼涌的敌人正在煮饭，一听说是黄埔学生军打来了，顿时乱了阵脚，扔下饭锅，纷纷向海上逃散。一些原来躲藏起来的、受伤的或被敌人掳去的“铁甲车队”的战士和工人纠察队员便乘机冲了出来。
　　周士第率领部队绕道回深圳。走到坪山又遇敌人堵截，不能通过，于是又绕道淡水、龙岗。由于路程远，当天没能回到深圳。那些从沙鱼涌脱险出来的“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队员们，当天即返回深圳。他们没有看见周士第等人回来，以为他们都牺牲了，心里非常难过。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周士第等人“阵亡”了，忍不住痛哭起来。香港方面的敌人也放出消息，说“铁甲车队”全军覆灭，周士第被打死了。
　　周士第带着部队直到5日早晨才回到深圳，先期回来的队员和农民群众看见周士第等人安全归来，高兴极了。纷纷携带慰劳品前来慰问，铁甲车上都站满了人，许多人上不了车，就将铁甲车围了起来。
　　沙鱼涌战斗是“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在封锁香港的斗争中，武装反击帝国主义的一场最激烈的战斗。这场激战，再一次挫败了英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封锁的阴谋，有力地保卫了省港大罢工。
　　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叶挺独立团，“铁甲车队”作为一支久经战火锤炼的骨干力量编入叶挺独立团。除党代表廖乾吾调第4军任政治部主任外，“铁甲车队”绝大部分成员都并人叶挺独立团。身为“铁甲车队”队长的周士第，进了叶挺独立团后被任命为营长。
　　“铁甲车队”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掌握的一支武装，作为大革命时期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闻风丧胆的一支铁军，其历史功勋永存史册。作为“铁甲车队”队长的周士第所建立的功勋，更是有口皆碑，永不可没！

3．周士第来到前沿，下令将六挺重机枪集中起来，一齐打响。在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下，独立团向敌人阵地发起了进攻

　　在中国革命史上，“叶挺独立团”是一个光辉的名称，它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武装部队，又是一种勇敢顽强精神的象征。这种革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冲锋陷阵。可以这样说：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史永存的编制部队首推“叶挺独立团”。
　　周士第是叶挺独立团的首批骨干之一，他随着这支铁军走完了从创立到扩编的全过程。
　　叶挺独立团是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它是以周士第所指挥的铁甲车队全部人员和黄埔军校的一部分学员为骨干，从广东、广西、湖南招募士兵组成的。最初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因为团长是叶挺，所以人们通常称其为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掌握之下，团里成立党支部，各营成立党小组。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军事训练，很快成为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
　　叶挺独立团过硬的名声渐渐传出，曾任孙中山警卫团团长的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便来到肇庆，下到独立团察看。他在独立团看见每天晚上熄灯后，许多干部还在工作，有的甚至工作到深夜，早上又和战士一齐起床出操，非常感动。他对叶挺说：“你们的军官夜以继日地工作，太疲劳了。”
　　叶挺说：“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又都是青年，多得些锻炼有好处。”
　　陈可钰在独立团里听到战士唱的歌是《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看到的是官兵一致，一同学习娱乐，伙食上一个标准，俱乐部里除挂孙中山先生的像外，还挂马克思、列宁的像。就对叶挺说：“你们把旧军队的习气都扫除了，这是很好的。只是你们太红了。”
　　叶挺回答说：“要红才能打胜仗！”
　　陈可钰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他的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他在独立团连续观察了几天，由衷地佩服独立团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成绩，临走时他对叶挺说：“你们这里好像是一个军事学校，一定能培养出过硬的人才！”
　　这样一支军政素质过硬的部队，在当时国民政府部队中可谓是一枝独秀。当北伐战争的号角吹响后，当一些部队不敢或无能担当开路先锋重任时，中国共产党将自己掌握的这支部队推到了最前列。1926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率先向北挺进。
　　叶挺独立团自广东北上，首先进入湖南。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盘踞在北部各省的军阀已经有所准备。当时占据两湖地区的军阀是吴佩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他有勇有谋，却思想反动，甘当军阀占地为王。在大革命时期顽固地对抗革命力量，成为北伐军最凶恶的敌人。
　　吴佩孚知道北伐军战斗力强，他在湖南阻击了一下北伐军的进攻势头后，即将主力撤至湖北，企图利用粤汉路上的几道天险阻住北伐军，与北伐军决一死战。
　　第一道天险是汀泗桥。
　　汀泗桥位于鄂南，这里地形复杂险要。桥的南面和西面环水，西北端是不能通过的湖沼，东南端是许多便于防御的独立高地，东面是崇山峻岭可为依托，粤汉铁路由西南往东北，仅有一座铁路桥可以通行。
　　这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21年军阀混战时，吴佩孚据守汀泗桥，赵恒惕率湘军数万进攻数日未破，受创败退，因此吴佩孚威名大震。当北伐军进军湖南后，吴佩孚即率大军南下，在汀泗桥一带集结了2万人马，企图在此阻住北伐军
　　此时，叶挺独立团已到达汀泗桥南，紧随其后的是北伐军第4、第6、第7、第8军。8月26日，第4军的第35团、36团连续向汀泗桥发动攻击，均被击退。
　　叶挺独立团因连续作战，此时正在休整。部队歇息了，叶挺没闲着。他到附近村里打听了几个农民，调查地形道路，知道东边大山上有小路，可以绕到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叶挺心中暗喜，返身奔向军部。
　　第4军军长是张发奎，他没到前线来，指挥第4军作战的是副军长陈可钰，他正为进攻连续受挫而挠头，忽然看见叶挺进来，很是高兴，他知道叶挺是前来献策的。
　　陈可钰道：“正盼着你来呢！快说说，有什么办法尽快拿下汀泗桥？”
　　叶挺指着地图上农民说的那条隐秘小路说：“我们如果走小路翻过这些大山，绕到古塘角附近，从敌人后面攻击，汀泗桥就可以拿下了。”
　　陈可钰趴在地图上看了一会儿，脸上露出喜色，当即命令独立团担任这个战斗任务。
　　27日凌晨2点，独立团由熟悉道路的农民做向导，很快地通过难上的高山和难走的崎岖小路，绕到了古塘角，向敌人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陈可钰命令第4军其他部队从正面向敌猛攻，一时间四面八方都是枪声，敌人不知道革命军是从什么地方打进来的，大为恐慌。叶挺独立团很快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敌遂全线崩溃。天险汀泗桥就这样落入北伐军的手中。
　　独立团突破敌人防线后，毫不停留地向咸宁城扑去。途中，叶挺接到张发奎派骑兵通信员送来的一封有三个“＋”字符号的信，内容是要独立团追击不得超过15里。叶挺见敌人败退非常狼狈，沿途都有走不动的敌人和丢弃的枪支、子弹、军用品、文件等等，认为战机不可错过，没有理睬张发奎的命令，仍然继续——。
　　到达咸宁城西南，只见城周围都是大水，一片汪洋。部队停止了前进。叶挺即赶到前面，看见铁道路基虽被水淹，但还可通行。咸宁铁路桥北端有敌人防守，咸宁城之南端、东端、北端高地，都有敌人在挖工事，但其状况甚为混乱。叶挺考虑到如果敌人做好防御工事，增援部队到来防守，则我军要攻破这座城池会增加许多困难，遂决定乘敌混乱之时冲过铁路线，向敌攻击。
　　攻击命令下达后，独立团官兵勇猛地冲上铁路桥，遭到敌人交叉火力的射击，战士们以无比的英勇在铁路桥上前仆后继，连续冲锋，终于将守在桥头的敌人打垮，冲过铁路桥。27日上午11时，独立团占领了咸宁城。
　　当叶挺进入敌人司令部时，电话铃还在响，他拿起听筒一听，原来是从贺胜桥打来的电话，说吴佩孚已经到了贺胜桥，询间汀泗桥方面的情况。叶挺冷冷一笑，道：
　　“告诉吴佩孚，汀泗桥被我叶挺占领了！”
　　8月27日，吴佩孚亲率其第8师、第13混成旅和卫队旅，由武昌乘火车南下增援。当他到达贺胜桥时，汀泗桥、咸宁已被叶挺独立团占领，吴佩孚无奈地停车，命令部队在贺胜桥防守。
　　贺胜桥是粤汉路上又一道天险，西以黄塘湖为依托，东以梁子湖为依托，时逢涨水，这两个大湖之间的陆地变得狭小了。吴佩孚将2万多兵力、60多门大炮、100多挺机关枪配备在这个狭小的地带上，设下三道防线防守，防御纵深达10余里。吴佩孚认为订泅桥战斗的失败，是由于我军绕到其侧后进行攻击造成的。为了对付我军这种战术，他亲自指导部队构筑贺胜桥防御阵地，不仅构成了10余里的防御纵深阵地，而且每个山头都构筑了环形工事，形成环形防御，既可以独立作战，又可以火力互相支援。吴佩孚在视察了桃林铺阵地和印斗山炮兵阵地后，对其幕僚说：
　　“昔以订酒桥一战而定鄂，今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
　　他出此狂言的意思是当年他在河泅桥与赵恒惕交战，打败了赵恒惕，完全控制了湖北；现在他要在贺胜桥打败北伐军，进而南下控制全中国。
　　8月29日，独立团接到攻击贺胜桥的作战命令。贺胜桥地区的农民长期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连日来吴佩孚的部队抢劫、强奸，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听说独立团要打贺胜桥，纷纷要求加入战斗行列，以报深仇。这样，独立团每个连队都有熟悉道路的农民为向导，战士们说：“连里都有了参谋，我们一定能打进贺胜桥。”
　　29日黄昏，独立团由驻地出发，途中得知敌人正向35团出击，甚为猛烈。独立团立即跑步前去增援。当跑步来到桃林铺以南时，敌人铁甲车正从对面冲来。独立团手中没有工具破坏铁路，又无大炮阻止铁甲车前进。正在着急时，当地农民说，“把稻草堆在铁路上，它就不敢来了。”战士们立即抱来了许多稻草，堆在铁路上，敌人的铁甲车果真不敢再朝前开了。
　　29日夜间，独立团第2、第3营利用夜暗接敌。因为天黑看不清敌人的阵地，带路的农民又熟悉地形道路，竟把先头连带到距敌人阵地百余米的地方才停下。尽管很危险，却也缩短了冲击的距离。凌晨4时，第2、第3营一鼓作气冲进敌人阵地，敌人还没反应过来，闪光的刺刀已经对准了脑袋，只好乖乖举起了双手。
　　占领桃林铺一带敌人阵地后，独立团继续向敌纵深进攻。第2营连续攻破几个阵地，忽遇刘玉春部出击，将第2营包围了。2营长许继慎胸部负伤，子弹穿过肺部，仍然坚持指挥战斗。5连进到敌人的炮兵阵地印斗山附近，伤亡很大。第2营请求团部迅速增援。此时独立团的兵力已全部投入战斗，仅有向铁路线警戒、准备阻击敌人铁甲车的机枪连可以机动。单独攻入敌人纵深的独立团已是三面受敌，敌人的机枪大炮不断向独立团射击，独立团进不易，退不许，停不宜，形势十分危急。
　　在此紧要关头，叶挺决定坚决往前攻，只有不停地攻击，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他命令集中机关枪连、第1营、第2营兵力，专攻印斗山这一点，并叫已是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前往指挥。
　　周士第来到前沿，下令将6挺重机枪集中起来，一齐打响。在密集的机枪火力的掩护下，第1、第2营向印斗山发起进攻。1营副营长符克振率部队冲上了印斗山，胸部被子弹打穿都不知道，还继续向前冲，又冲出好几步才倒下。战士们勇往直前，猛打猛冲，很快占领了印斗山。
　　这时，周士第发现有一部分敌人扛着大旗朝山下跑。他知道这是敌人退却的征候，于是命令部队向敌发起冲锋。冲锋号吹响后，只见独立团1000多把雪亮的刺刀杀入敌人阵地，犹如猛虎入羊群，几万名敌人竟然招架不住，连滚带爬，山崩一样地垮下去了。
　　吴佩孚的督战队在贺胜桥铁路桥上阻拦溃逃的部队，锋利的大刀连续砍杀退下来的官兵，并连杀了旅长、团长数名，将他们的头挂在桥上。但仍然阻止不住士兵的退却，更挡不住独立团的猛打猛冲猛追。敌军个个争先退逃，仅从贺胜桥上挤掉到河中淹死的就数以千计。独立团乘敌混乱之时，冲过了铁路桥。
　　吴佩孚见状不好，仓皇乘车向武汉逃去。30日11时，独立团占领了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
　　关于贺胜桥之战，吴佩孚的部下刘玉春后来在他的《百战归田录》中这样描述道：“玉春陷重围中，血战冲出，而于信臣所部未得脱。敌兵抄袭后路，于是复陷围中。玉春以后方兵多，欲退不得，乃反进攻，肉搏冲锋者数次，前方散兵少，竟得脱险。退至贺胜桥，桥上布满死尸，桥下浮尸至不见水面。玉春践尸而过，昏夜还至武昌之南关。
　　“集合本师查点，计……5000员名，伤亡3050名。团长三员，一亡，一伤，一俘。营长9员阵亡，及不知生死者7员。连长42员阵亡，及不知生死者25员，其排长以下不能遍举。
　　“其他各部所余，陈嘉谟师余3000名，宋大霈师余2000名，孙建业旅余400名，张占鳌旅余300名，余荫森旅余2000名，卫队旅仅余1005名……”
　　从刘玉春这段话中，可看出吴佩孚在贺胜桥损失之大、失败之惨，也可以看出独立团的英勇善战和周士第指挥攻破贺胜桥的战功之大。

4．周士第并不知道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因此仍在三河坝与敌浴血奋战。一直激战三天三夜，部队陷入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

　　当北伐战争进入到高潮，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大江南北之时，蒋介石逐渐露出其反革命的真面目。1927年4月12日，他首先在上海挥起屠刀，公开屠杀革命力量，随即在全国各地捕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夭折。
　　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时，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并以武装斗争来回击武装镇压革命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前，周士第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驻扎在江西九江。
　　8月1日早晨，周士第接到第25师师长李汉魂打来的电话，要周士第去师部商量要事。在这以前，周士第已经听说张发奎去了庐山参加反共会议，李汉魂刚从庐山回来。接到李的电话后，周士第心里非常着急，因为自己所带的部队究竟如何行动，尚未得到党的指示。
　　周士第立即召集党的骨于开会，讨论去不去师部的问题。到会同志都怕周士第去师部后被扣，为周士第担心。第1营营长符克振提出由他代替周士第去师部。面对战友的关心，周士第十分感动，说道：“我去！有天大的危险我也去，你们在家里做好防范准备，万一我回不来，你们要把部队带出去找党。”
　　周士第带了一个骑兵通信员，从团部驻地乘马到了师部。他先去找身为共产党员的参谋长张云逸了解情况，张云逸刚说了两句话，李汉魂就走了进来。
　　寒暄以后，李汉魂压低声音对周士第说：“张总指挥（指张发奎）很赞赏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
　　周士第不为所动，冷冷地回答：“第4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能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你们今天跟着汪精卫反共、分共，这是死路。”
　　李汉魂见说不动周士第，鼻子哼了一声，离去了。
　　这时，有一列火车由南边开到，周士第就走出去探听南昌方面的消息。在车上碰到原叶挺团的许继慎，许见到周士第，吃了一惊，悄悄地对周士第说：“南昌起义了，你快回去！”
　　得到这个消息后，周士第立即下车，从骑兵通信员手中拉过马来，快马加鞭，奔回团部。也就在此时，上级党组织派了聂荣臻来73团主持起义。
　　25师多数部队是由共产党员控制的，参加起义的部队有73团全部、75团3个营，74团重机枪连。聂荣臻与各团共产党员骨干商定了具体的起义计划：部队利用下午1时睡午觉的时间开始行动，以野外打猎为名将队伍拉出驻地，75团3个营先走，74团重机枪连随后，73团在最后。下午6时以前须全部到达德安车站附近集中，如遇阻挠破坏起义者，坚决镇压；如遇追赶拦阻之敌，坚决消灭。
　　下午1时，起义各部队按计划向德安行进，73团互营担任整个起义大队的后卫。当73团走到德安车站以北时，张发奎、李汉魂等人带着卫队营乘火车追来。当即遭到73团回营的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等仓皇跳车，狼狈而逃。听到后尾的枪声，周士第判断可能是敌人追来，当即命令第2、第3营占领德安车站西北端高地，准备迎击。
　　张发奎、李汉魂等人跳车后，火车仍朝前开进，一直开到德安车站才停下，当即被我起义部队包围。车上的张发奎卫队营有五六百人，装备精良。起义部队要他们缴枪，他们说是总指挥部的，不肯缴。聂荣臻指示周士第：赶快解决这股敌人，你下命令要他们立刻缴枪。周士第派了一个参谋去向敌军营长下最后通牒，卫队营见无路可去，这才全部缴了枪。后来，经过宣传，一部分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参加了起义军。
　　再说张发奎和李汉魂跳车后，两人成了“光杆司令”，站在野地里互相埋怨，张发奎责备李汉魂：“你的部队呢？”李汉魂又反问张发奎：“你的卫队呢？”
　　部队和卫队大部分都起义了。
　　第二天，聂荣臻和周士第带领的这支起义部队到达南昌。党决定这部分起义部队重新编为第25师，由周士第担任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原73团仍编为73团，原75团3个营扩为75团。起义后加入革命队伍的一部分青年和原74团重机枪连合编为74团。
　　8月5日，起义部队陆续离开南昌，周士第的第25师为后卫，直到8月7日才撤出南昌，随大部队向广东进军。
　　为了消灭南昌起义部队，国民党反动派抽调大批部队进行围追堵截。南路敌人有3个师10个团，集结于江西会昌一带，以会昌城为中心，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构筑了工事；桂系军阀部队约7个团，集结于白鹅墟附近地区，与会昌成犄角之势，一同堵击起义军。
　　起义前委在瑞金决定，先击破会昌之敌，然后再向广东进军。朱德指挥教育团和20军一部分，向会昌东北之敌进攻；11军24师和25师，向会昌西北之敌进攻；20军一部位于瑞金附近，由贺龙指挥策应各方。全军于24日早上进行总攻击。
　　24日早上，教育团、20军第3师和11军24师，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依据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战斗极为激烈。
　　周士第率领第25师从南昌南下后，一直担任后卫。赶到瑞金就接受了进攻会昌的命令。部队夜间即开始行动，因为道路不熟，走错了方向，发觉过来后急忙改道，赶到会昌城外时，枪炮声已经十分激烈了。
　　周士第立即将部队展开，按照指挥部赋予的任务给各团区分了任务。75团率先发起攻击，以突然的动作夺取了一个山头，占领了有利的阵地。73团不甘落后，连续占领了几个山头后，就向2531高地以北的几个重要山头猛攻。这几个山头是会昌城西北的屏障，是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在这一带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火力配备很强。73团组织了几次进攻，都遭到顽强抵抗。
　　周士第站在山头上观察部队进攻情况，只见敌人依托工事，以密集的火力向我军攻击部队射击，几个战士中弹倒下了，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但部队仍然冒着弹雨冲上前去，一步步逼近敌人……见此情景，周士第不禁想到一年前这个团队（叶挺独立团）在河泅桥、贺胜桥，在武昌城下奋勇作战的情形来。多么勇敢坚强的部队啊，就是凭借着这股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才战胜了一股又一股强敌。
　　25师加入战斗后，我军各部又向敌人展开进攻。激战到下午，各部都有些进展。周士第在指挥所看见当面之敌已有些人渡河逃跑了，他判断敌人军心已经动摇，便命令师部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随着师司令部的号声，各团、营、连的冲锋号声接连吹响，震撼了整个山岗。
　　经过反复冲杀，25师攻下了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向会昌城方面溃逃。刀团、74团迅速向会昌城追击。部队已经一天滴水未进了，又饥又渴，但官兵们忍着饥渴，继续战斗。在25师攻击的同时，24师也由城西面发起了进攻，下午4时，我军占领了会昌城。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及其残部仓皇逃跑。平日钱大钧行军打仗都是坐轿子，这时把轿子也扔了，自顾逃命，生怕起义军追赶上来。
　　战斗结束后，25师驻在会昌城南门外。
　　26日早上，周士第又接到叶挺军长、聂荣臻党代表的命令：援敌到了南山岭，正向会昌城开进，25师迅速向城西北出击。
　　情况来得突然，周士第接到命令时，枪声已经很近了。周士第见时间紧迫，便让李硕勋督促各团迅速出发，自己带着特务连先去城西北占领阵地。
　　刚刚登上城西北高地，就看见敌人也正向这个高地前进。周士第手一挥，特务连当即向敌人冲去，将敌人冲垮。特务连的行动赢得了时间，25师其他部队陆续赶来。每到一个部队，即展开占领一个阵地。后来又分几路向敌人出击，终于打退了敌人。
　　抓住俘虏一审，才知道袭击会昌的敌人，是桂系军阀的部队，他们不知钱大钧已被打垮，由洛口墟方向急匆匆赶来，却想不到碰上了硬钉子。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折回瑞金，经河州、上杭进入广东。周士第的25师仍担任全军后卫，除掩护整个部队外，还负责掩护几百名伤病员和大批武器的转运。不久，起义军到达潮汕。第25师留在大埔县的三河坝，归朱德指挥。
　　三河坝位于梅江、汀江、韩江的会合口。25师驻在三河坝，如果发生战斗，就是背水作战，地形极为不利。于是，周士第下令部队移到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师部驻在东文部。
　　我军刚刚部署完毕，那个被打跑的钱大钧又补充了10个团的兵力卷土重来。三河坝之战是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路上最惨烈的～仗，也是周士第所带的第25师最惨烈的一仗，许多年以后，那些活下来的老战士提及三河坝之战仍是神情黯伤。
　　在三河坝，我军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强行渡河的企图，打沉了许多载运敌人渡河的船只。有的船上的敌人全被打死了，船无人掌舵，在河里团团打转。有些敌人挨打落水，活活淹死。
　　后来，敌军集中很多大炮和重机关枪向我军阵地猛烈射击，终于闯过河来。由于敌军势众，我军渐渐处于下风，守卫在笔枝尾山顶的75团第3营，在营长蔡晴）；！的指挥下，连续战斗了几天几夜，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杀伤许多敌人。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在与敌人肉搏之后，全营官兵壮烈牺牲。
　　就在周士第率领第25师在三河坝与敌激战的时候，原被起义军占领的潮汕失守，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由于当时通信联络手段落后，周士第等人并不知道这一消息，仍然认为坚守住三河坝就是对起义军主力最有力的支援，因此仍在三河坝与敌浴血奋战。一直激战三天三夜，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第25师处在了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这时，周士第见再打下去就有可能全师覆没，于是决定退出战斗。
　　周士第带领着部队前去潮汕，想与起义军大部队汇合。走到半路上，遇见从潮汕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这才知道汕头、潮州已经被敌人占领了，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
　　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周士第辗转于香港、南京、上海、西安、福建等地，其第25师的指战员则跟着朱德、陈毅几经艰苦转战，到达赣南。后来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来源之一。

 王震——湖南浏阳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一野第1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151人写了请假条，仅有2人自愿随王震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的组建

　　1930年9月，浏阳河畔镇头市村北。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毛泽东：“王震，湘鄂赣边长浏湘特区委书记，赤卫队第6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1支队支部书记。这次打长沙，1支队队长张正坤、政委苏牢分别受伤，王震又兼上了1支队队长和政委的职务。”
　　“王震？”毛泽东眉毛一挑，“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微笑地点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呀！”
　　“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王震有些腼腆地说。
　　毛泽东说：“你们的传单、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手，倒像经过你这位‘大老粗’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你这位‘大老粗’能把那些‘小嫩细’组织起来，并把你的意图写出来，就是不‘粗’了！这方面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毛泽东朗朗的笑声，惹得王震脸红脖子粗，王震连忙说：“毛委员，不敢当，不敢当。”
　　王震，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那年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不久开始接触党的组织。1924年后，任粤汉铁路工会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首次接触毛泽东同志并受到他的教育。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王震与毛泽东同志分别第4天，接到了湘东特委关于浏北1支队抽派主力迅速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正式命令。
　　王震主动请战，愿率154人，携枪110余支参加组建。可当公布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名单后，绝大多数人思想不通，不愿离开家乡。其中有151人写了请假条，除王震外，仅有2人自愿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的组建。
　　这么多人不愿离开家乡，无疑给血气方刚、壮志满怀的王震兜头浇了一盆凉水。生来不服输的王震没有退却，他组织了几名得力干将分头去各家各户做工作。仅用两天的工作，这些同志均表示：尽管思想不完全通，但坚决服从领导安排。
　　队伍出发的时候，王震发现昂首挺胸的没几个，几乎全是耷拉着脑袋。
　　王震闪到路边，正了正帽子，突然对着队伍大声一喊：“立正！”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令整个队伍为之一振。
　　队伍很快集合并整齐站在王震面前，王震用威严的目光从排头扫到排尾，又从排尾扫到排头，足足停了一分钟：“同志们，看看我们这个样子，哪像名红军战士，和国民党军有什么两样！就这个熊样，父老乡亲们看着都丢死人，娘娘们们咋能打仗！从今天起，我们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恋家，人之常情，但我们总不能把家别在裤腰带上累赘自己吧？谁都知道我们1支队的战士是飞毛腿铁脚板，可今天大半晌走了不过20多里路。现在离杨溪皂山还有10里路，大家挺起胸，来个急行军，到山顶再休息怎么样？”
　　王震一批二激三扬，三两句话就把战士们一股热情激了起来，刚才还是疲疲塌塌的，现在个个变成了小老虎似的。
　　1930年10月6日，湘东独立师在湘东苏维埃所在地萍乡大安里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刘沛云任湘东独立师师长，王震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如果说，在离开家乡赴浏东的路上，王震还有几缕怀乡念故土的心绪的话，那么独立师宣告成立，这种心绪早被喜悦之情冲得无影无踪了。
　　此刻，王震喜悦的心情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由过去游击队变成了地方红军，鸟枪换了炮，正规的红军生活使王震和他的手下全体官兵乐得合不拢嘴。
　　二是湘东各大班子中有几个很有水平的“老资格”，如谭思聪、袁德生，他们的大名王震早从毛泽东1929年11月撰写的《井冈山斗争》中就知道。如今，在一起工作、生活、战斗，这对王震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好机会。
　　三是读到了当时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于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尽管此时中央已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为代表的部分“左倾”错误，但这一新的精神尚未传达到湘东。当时，湘东特委仍按李立三的调子，提出了“战争紧急总动员，实行湘东南起义，打到南昌，直下九江，会师武汉，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热血青年的王震，自然兴奋不已，在他的眼里，仿佛中国革命的胜利已在向他招手。
　　但不久，王震深深的焦虑将独立师成立时的欣喜冲得一干二净。
　　湘东独立师成立后不久，湘东特委书记张启龙便奉命被调走，接替他的是湘东特委原组织部部长石青。
　　石青上任第一天，便急匆匆召开总行动委员会。会上，石青满脸被革命热情烧得红扑扑的：“同志们，现在世界的形势一片大好，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革命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帝国主义腐朽的力量已经不堪一击。世界革命全面胜利如春潮般向我们涌来！
　　“全中国的革命热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中央布置的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实现，已成了三个指头捏田螺——笃定。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坚决进攻、进攻、再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毛泽东的‘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那是土包子的办法，是小孩子做游戏，根本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王震刚开始还静心静气地听着，可越听越不是个味，一听到说毛泽东是“土包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石青并没觉察出会场气氛的变化，依然热情不减：“为了保证中央的一省与数省革命首先胜利部署的圆满实现，我们湘东南行动委员会必须积极配合。现将莲花县5个区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组成5个纵队，加上茶陵等县的地方武装，配合独立师行动，湘东独立师师长刘沛云、政委谭思聪率师部由茶陵地方武装配合攻占茶陵；王震、谭家达率独立师第3团由莲花第1、第2纵队配合攻占萍乡、醴陵；莲花第3纵队攻占安福；独立师第1团由莲花第4、第5纵队配合攻击攸县。攻占这些地方后，我们再打到南昌，直下九江，然后，我们就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哈哈，我的那匹大白马，也要尝尝长江水的味道是咸是淡喽！”
　　“尝你那个鬼！我反对！”王震实在憋不住了，没等石青话音落下，就给了他一声怒喝。
　　王震质问道：“石青同志，萍乡、醴陵方面国民党驻扎了几个师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我刚来，不知道。”石青很是尴尬地回答。
　　“我们总兵力、武器装备情况你知道吗？”王震追问道。
　　“这个，这个……”石青脸色异常难看。
　　“敌不知，我不知，你石青凭什么来作出判断。我告诉你，敌方共有4个师，四五万人。而我们1个团有多少兵力？撑死了不过几百人。不错，我们还有农民赤卫队，可他们手中的武器不过是梭镖、镰刀、锤头。就凭这几队人马我们就搞总暴动？！凭良心说，过去我也和你一样，一股热情，但几次碰得头破血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好听但不管用。让我说，来个会师井冈山，饮马禾水旁，利用朱、毛红军在这里打下的很好的群众基础，得这里的十分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巩固并逐步发展湘东南革命根据地才是正道。现在硬要去拼，那不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小鸡硬往老虎嘴里塞么？”
　　“什么？！什么？！”石青终于抓住机会，用手指不停敲着桌面：“好你个王震，把日益壮大的红军比作鸡蛋、小鸡，把走向灭亡的国民党军队比作石头、老虎，你这是胡说八道。你要对你所说的一切负责。公然对抗中央的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的进攻路线，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你给戴的那么多那么高的空帽子压不倒我王震。一顶我戴着，两顶我拿着，三顶我捧着。”王震坚决给予反击。
　　但最终，石青的主张仍在会上通过，湘东南总行动委员会作出了举行湘东南总暴动的决议。
　　会后，王震握着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谭思聪的手说：“将在外，不由帅，古已有之。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毛泽东和朱德的办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指挥部队作战行动。尤其是我和家述同志率领的第3团，单独出击萍乡、醴陵，大有回旋余地！”
　　6天后的深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兼第3团政委王震、团长谭家述和4个连的连长以及团部的两个参谋，悄悄地摸到敌哨所侦察。回来后，王震对几位连长说：“今天我到一个连队走了走，听见一个战士发牢骚，说什么正规部队了还搞摸哨，像游击队一样偷鸡摸狗，真掉价。请各位连长回去跟同志们讲清楚，我们一个团，敌人数个师；我们的枪多半老掉牙，敌人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我们一些战士连‘偷鸡摸狗’都没干过，敌人基本上是几进几出的‘兵油子’。这次我们是先用‘偷鸡摸狗’的土办法练练兵，然后再拱猪牵牛。”王震一席话把几位连长说得前仰后合。
　　“另外，各位连长可以向大家宣布，谁摸着好枪归谁使，摸着子弹、手榴弹可奖励！”
　　“报告政委，摸着驳壳枪怎么办？”二连连长抢着发问。
　　“干部摸着归自己，战士摸着奖励子弹。”
　　结果，王震用自己创造发明的一些上不了兵书的土办法，搅得国民党正规军鸡犬不宁。王震连连得手，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和食品。
　　其他几路正如王震所预料的那样：进攻攸县的一路，因攸县城驻有敌19师55旅一个多营以及攸县保安团的守敌，并有坚固的防守工事，加之又有攸水河阻隔，部队强攻一天未果，我死伤300余人。石青亲督的攻打茶陵的一路，攻来攻去，损失干部战士及赤卫队员近200人不说，还险些让敌人包了“饺子”。
　　各路大军返回后，石青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口出狂言：“此次总攻不利，完全是谭思聪私下散布消极情绪，王震拒不执行攻打萍、醴计划，只是在萍、醴外围泡蘑菇所致。谭、王二人要负责，要处分他们。”
　　于是，在此次总进攻受挫总结会上，王震的南路行委书记和师政治部主任职务被撤销，但在众多反对意见之下，王震改任独立师师委书记，并仍兼着他的第3团政治委员。谭思聪保留了师政治委员，但撤销了师委书记职务。

2．王震指着刘士杰的鼻子说：“如果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办法让你供出你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

　　AB团，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为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南昌组织的秘密反革命组织。AB两字是英文Anti－Bolshtvik（意为反布尔什维克）的简写。这个反革命组织成立3个月，即被南昌市革命群众所冲垮。
　　为防止个别AB团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湘赣苏区从1929年底开始了肃反。这次肃反直到1930年底，基本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比较讲究政策，也确实清除了一些隐藏在红色政权内部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1930年12月，随着“富田事变”发生，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逐渐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对被抓起来的AB团的怀疑对象施以“逼、供、信”，结果是一严逼，二乱供，三全信。“AB团分子”像滚雪球一样，一批又一批地生产出来。甚至两个人在一起讲句话，三个人在一起开个玩笑，女同志三两人在一起唱支歌，就被说成是兄弟党、AB团、姐妹团，不分青红皂白捉起来再说，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一天，王震碰见一个叫邱德胜的战士从村外走来。“干什么去了？”王震顺口问了一句。“到村外小解！”王震很是跷溪：村里有的是厕所，干嘛跑到村外？这个战士怯生生地告诉他：“在厕所里解手碰见人，怕别人说是AB团接头！”
　　王震还听说有这么一个单位，突然间来了个集合，然后问谁是AB团的站出来。这时领导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色，谁的脸发红，就认定是AB团。还有一个单位，把大家集合起来，领导挨个问每个人爱吃什么。回答爱吃青菜者，便认为能吃苦，是坚定的革命者；爱吃豆腐者，便被列入怀疑对象进行拷问；爱吃鱼肉者，追求享受，AB团笃定。
　　朱昌偕也被列入AB团要犯名单，这是王震始料不及的。朱昌偕，与王震同庚，1908年生，永新县石桥乡人。从小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学裁缝。后来在禾川镇开裁缝店，先加入工会，1927年初入党，不久又当了县雇农工会主席。1928年5月，被选举为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一届特委会委员。1929年1月任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2月初，井冈山失守，湘赣边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邓乾元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二届特委会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陷入瘫痪。就在敌人疯狂地叫嚷：“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苏’人要换种”声中，朱昌偕与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等秘密召开永新、宁冈、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组织了湘赣边临时特委，朱昌偕任书记。朱昌偕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领导湘赣边界人民重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恢复和重建了湘赣边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不久原特委恢复后，朱昌偕又把主要精力放到永新县。他经常打着赤脚，怀揣干粮深入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湘赣边特委致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永新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永新也是边界工作最有成绩的一县。”烈火见真金，生死关头见硬汉，凭什么说经过白色恐怖考验并作出卓越成绩的朱昌偕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组织AB团呢？
　　“调查得来的？！他们调查个鬼！西路分委加上办事机关，总共30多个人，没见他们来调查过一个人。谁最了解朱昌偕，他们？还不是这些与朱昌偕吃一锅饭滚一个铺的？那些连朱昌偕面都没照，是高是矮，是男是女，是白面净还是黑不溜秋都说不出的，怎么知道朱昌偕是AB因呢？！”王震在联席会上激动地站起来说道。
　　执行吧，一人就只一个脑壳，杀错了怎么办？不执行吧，万一他们原本就是AB团，与国民党里应外合，不只是个人吃不消，主要是湘赣边区的革命要遭受巨大损失啊！王震脑海里始终被这些问题所纠缠不休。
　　“这样行不行？”王震想了想说，“先找朱昌偕等人谈谈，然后再作结论！”
　　会议表示同意王震的建议。会后，作为独立师党委书记的王震，急匆匆赶赴前线，布置第三次反“围剿”的工作去了。
　　不久，王震从前线返回，得知朱昌偕等与刚刚成立的湘赣临时省委谈崩了，朱昌偕怕临时省委采取极端行动，便逃到永新二、三区小江山一带躲了起来。
　　王震跋山涉水找到朱昌偕，劝他再回永新和临时省委谈谈，长期躲逃也不是办法。
　　朱昌偕摇着头说：“现在永新是回不得的，回去就要掉脑壳。掉脑壳并不可怕，要是掉在敌人屠刀下，我朱昌偕连哼都不哼一声。可是现在……我朱昌偕冤呀！王震同志，我们要乘新来的临时省委的领导不熟悉湘赣情况，发动群众来反对临时省委的做法。”
　　“昌偕同志，你讲的前半段我赞成，暂时不回永新，以免遭意外。但是，你讲的后半段，我坚决反对。现在蒋介石动用30万兵力，对我赣南、闽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当前大敌压境的严峻时刻，绝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昌偕同志，请你答应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冤枉，也不能另立山头，武装对抗临时省委。如果那样，你我不都成了人民的罪人了？”
　　朱昌偕没有作声，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手指间流出委屈的泪水。王震也默默地蹲下，陪着朱昌偕一块热泪涌流。
　　朱昌偕站起来，骂着自己：“王震同志，你讲的在理，我永远记住你的话，永远不忘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你放心吧，就是让我朱昌偕下油锅人地狱，我也绝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王震非常理解朱昌偕的处境，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没过多久，王震得知：湘赣临时省委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几千名群众，围捕朱昌偕。朱昌偕被围困在梅花山，携带的干粮全部吃完了，惟一跟随他的警卫员指着梅花山西边茶陵的白区，劝他到那里去。朱昌偕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对王胡子发过誓的。我宁愿饿死，也不能到国民党那里去。”过了两天，朱昌偕在搜山群众发现自己的情况下，举起随身携带的土造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王震得知这一消息后，只能遥望梅花山，将自己的苦闷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晚年，王震同志还常常提起朱昌偕同志，每一次都流露出无限的怀念、内疚之情。
　　1932年初，王震正在整理行装，湘赣省政治保卫处处长谭牛山走了进来。
　　“王震同志，听说你要带领独立1师到宁冈、酃县一带活动？”
　　谁都说一提保卫处就腿肚子转筋，但面对人人知晓的王震，作为保卫处处长的谭牛山也不得不敬畏三分，于是用略带讨好的口气对王震说。
　　尽管谭牛山本人在本质上可能还算个好同志，他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但他直接参与错判错杀了那么多的干部群众，王震见到他，心里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要是按照王震的个性，早就骂出“滚蛋”了。不过，王震这次还是忍了三忍，只是冷冷地说道：“是呀！谭处长有何指示呢？”其中“指示”二字拖得长长的，带着一丝怪声怪气。
　　谭牛山听出王震话中有话，忙小心翼翼地凑到王震身边，眨巴着眼睛，神秘兮兮地说：“郧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是个证据确凿的AB团的骨干分子，省委同意我们的意见，判处死刑，立即就地执行。这次你在都县一带活动，请你顺便完成这项任务。酃县县委的其他人选，省委已物色好了，这次随你前去一同赴任！”
　　由于朱昌偕事件在王震心中造成极大的震动，于是对有关AB团，王震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警惕。他边整理行装，边瞟了谭牛山一眼：“说张平化是AB团，都有哪些根据？”
　　“据三人以上供认，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攻占酃县县城，烧了几座破祠堂，身为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的张平化却说这祠堂烧得太可惜，还说什么‘烧、烧、烧，烧尽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的头’的口号是错误的。1930年，解除袁文才、王佐部的武装，处决袁、王匪徒，张平化却极为同情。”
　　“完了？”
　　“完了！”
　　“好，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王震说，“我到酃县后，再调查一下张平化还有没有其他新的罪状！”
　　谭牛山显然没有听出王震的弦外之音，用极其赞赏的语气说：“你不愧是工人阶级出身，有坚强党性，省委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你是完全正确的。”
　　不久后的一大，王震到达了都县。
　　王震到的那天，年近25岁的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正在自己堂屋的房顶上拾摄房子。
　　张平化把两手的泥巴在衣服上蹭了几蹭，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王政委，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早就听到过您的大名了。”
　　王震上下左右打量着眼前这位极其精干的小伙子，然后诡秘地笑了笑说：“我在永新也听说了你张平化的尊姓大名喽，特别是最近听得更多了。”
　　稍加安顿后，王震便开玩笑地对张平化说：“我得向你请个假，到村里去走走好吗？”
　　张平化瞬间涨红了脸：“哪里哪里，王政委你这不是骂人吗，我哪里敢当。”
　　王震握着张平化的手说：“不要这样说，你忙你的，千万不要干扰你的工作。”
　　说完，王震来到田头，恰巧碰见了一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两人聊着聊着，就被王震巧妙地引到张平化的身上。
　　老人捻着几根胡须说：“嘿，我是看着这娃长大的，绝对错不了。”
　　张平化祖上是自耕农，到了父辈，便沦落为完全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倡农。家里为有一个读书人将来好出人头地，全家节衣缩食加借债供张平化上私塾、初小、高小。张平化刻苦、聪明，高小没有毕业，便考上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祖父咬着牙把自己准备买棺材的钱拿出来作学费。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张平化多次参加实际上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各项社会活动。师范毕业后，张平化受大革命形势的鼓舞，毅然参加了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张平化回到了家里，找到了党组织，就在国民党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就杀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党组织。一入党，即任中共酃县第二区委书记。他和区委的同志一道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武装队，并于1928年初组织了第一次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由于叛徒告密等原因，酃县县委机关几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1928年秋，张平化由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改任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后，遵照毛委员提出的“沿山发展，波浪式推进”的方针，使邵县革命根据地由大院、东西坑、犁树洲等几个山村逐步发展到整个上十都、上九都、上八都、上七都和上六都。
　　老人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无不感慨地说：“平化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整天到处跑工作，脚板上的老茧比铜钱还厚，连竹尖都扎不进。”
　　王震频频地点头，眼里无不流露出赞叹和敬意。但由于特定任务在身，王震还不能随便对其作出评价。
　　闲聊中，王震还得知，张平化家总共11口人，其中有7人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父张升朝，大革命时被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也是石洲乡党支部的成员并且参加了游击队。他被敌人捉住后，活活被打死，也没有泄露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一点机密。其祖父张春榜，虽然没有加入党组织，但坚定地支持党的斗争，也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这位年近7旬的老人在赴刑前慷慨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军万岁！除了其祖父、父亲外，还有其叔等人。
　　王震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暗暗对自己说：对朱昌偕同志，自己未能保护得了，留下终身痛恨；对张平化这样的革命同志，自己就是粉身碎骨，也绝不能再让他倒在自己的枪口下了，也绝不能让张平化家为革命献出第8条生命。
　　王震又忙乎了一天多，找了各类人员数十人调查，对张平化的结论更加明晰。
　　第三天，王震约张平化谈话：“我这次来，主要是代表湘赣省委宣布对你的新的任命。现在你是县委书记，又兼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一身二任，百事缠身，很难同时搞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因此，经研究决定，免去你县委书记的职务，使你集中精力专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
　　接着，王震依次把准备接任县委书记的甘步衢、担任县委秘书长的谭文焕和团县委书记的宁国良介绍给张平化。
　　张平化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张平化一直以为这是正常的组织调动，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张平化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一次批判王明“左”倾路线的座谈会上，任弼时同志谈到了当年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搞逼供信，错抓错杀了许多好同志时，无不动情地说：“一些同志差一点不能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张平化有福星高照，碰上一个大胆、负责、没有机械执行命令的王震，才大难不死哟！”直到此时，张平化才知道自己当年险些被作为AB团骨干分子处死的事儿。一时间，张平化如久梦方醒。
　　一散会，张平化立即找到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延安卫戍区司令员的王震：“王震司令员呀，你是我救命恩人。十几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请司令员海谅。”话未完，泪水已从张平化脸上淌下。
　　王震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作为每一个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同志的人都会那样做的。我在你那里调查了两天，知道你们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条件很苦。在那样艰苦、危险的环境中，你们没有丢掉红色根据地，反而在坚持斗争过程中使这块红色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起来，这样的事，反革命分子能做得到吗？至于说反对大烧大杀，同情袁文才、王佐，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怎么能算是AB团骨干分子的证据呢？”
　　1986年8月25日上午，红2方面军部分老同志在中南海座谈编写红2方面军战史问题，曾先后任过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早早到会，他谈起王震同志保护自己的经历后激动地说：“1942年，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我想王震同志这个人好大胆呀！省委都作了决定，你执行就是了，还怀疑什么，调查什么呢？这说明王胡子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抵制的，工作方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谢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派了这么个不怕鬼的人来抓我，否则，不要说派一个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人，就是派一个怕负责的人，我张平化也早去见马克思了！王胡子当时改变省委的决定，是要冒杀头危险的！”
　　张平化的事还没彻底解决，如何处理600余名AB团可疑分子的事儿又摆到了王震等人面前。
　　王震、袁德生、李天柱等坚决主张：对羁押的600余名可疑对象迅速清理，没有确凿的证据，立即释放。
　　谭牛山两手撑在桌面上，眼里喷射出咄咄逼人的火：“这600多人全都有确凿证据才关押的！”
　　“全都有确凿证据？”王震把目光迎了上去：“中门外大庙里关押的红军学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那都是些小AB团无疑！”
　　王震提高了嗓门：“这是胡说，这帮孩子连‘AB’两个字母都不认识，怎么能成为AB团，这不是天下怪事？！”王震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前两天的晚饭后，我在河边，碰见一个小鬼挑水，他个矮，桶底总磕地面。我要帮，没想到，吓坏了孩子。远处跑来另一个小鬼，说首长千万别碰他，他是个小AB团。后来才知道，挑水的小鬼刚到红校时，他的排长叮咛他，‘不要问别人名字，你的名字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有人苦打乱招，把你咬成AB团。’我了解到，大庙里关的红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这类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伤天害理，又是什么！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怎么向后人解释？”
　　谭牛山想说什么，看到愤怒到了极点的人们，终未说出话来。
　　“我同意对关押的600余名可疑人员进行清理。”曾任湘东南特委书记，现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打破沉默：“我们的肃反工作，确实犯有扩大化、简单化的严重错误。这不光表现在红校，省职工联合会工人纠察大队更突出。纠察大队成立时，都是挑了又挑，都是政治上可靠，可以说身正根红，结果没过几天，基本上都成了AB团。后来，又挑选了一批，其余大部分被逮了起来。这AB团莫非将人人都卷进去不成？”
　　主管纠察大队工作的省总工会主席刘士杰坐不住了。刘士杰没上过几天学，只当过几天陶瓷作坊杂工。就这几天杂工，成了他的政治资本。整日必穿列宁服，出口必谈“我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刘士杰到处指手画脚，可谓不可一世。张启龙的话无疑刺激了刘士杰，未等张启龙把话讲完，他将袖子往上一橹，“啪”将手掌砸向桌面，尖声喊叫：“不许你诬蔑我们工人阶级！我的纠察大队每捕杀一个AB团分子，都有三人以上口供认定的！”
　　“你有理讲理，少在这里摆谱！”王震冷冷地说道。刘士杰见王震接过话头，嘴张了张，但未能发出声。
　　王震继续盯着刘士杰：“问题恰恰出在你所说的口供上，你那口供是从哪儿供来的？”王震说到这里，突然用手重重一击桌面，“这是纯粹的法西斯作风，如果刘士杰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办法让你供出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
　　刘士杰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低下了头。
　　自此，肃反扩大化、简单化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3．一提起王震，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他的火爆子脾气。其实，王震更多的时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对部下特别是对战士更是关心备至

　　王震同志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他最痛恨那些贪生怕死、意志动摇、叛变革命的人。
　　1935年6月，在第二次东征中，贺庆积担任81团团长，该团攻占了湖南澧县县城，奉命参加陈家挡战斗。这时，负责到敌后筹款的团政委乐尚连携巨款带着警卫员逃跑了。
　　军团首长听说后，非常气愤，王震痛斥了这种叛变行为，对部队进行了及时的教育，并决定由贺庆积兼任政治委员。通过在部队中开展反叛徒的斗争，稳定了部队的情绪，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部队走出草地后，贺庆积在红17师任师长，该师政委汤祥丰贪生怕死，意志动摇。17师在天（水）兰（州）公路附近遭胡宗南部队侧击，上有敌机狂轰滥炸，下有胡军前后左右围追堵截，情况十分紧急，政委汤祥丰竟然携枪带人逃走了，投奔了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的部队。
　　两次叛逃都发生在贺庆积的身边，贺庆积的情绪自然受到极大的影响。王震及时找到贺庆积，语重心长地说：“乐尚连、汤祥丰叛逃是个人的问题，不会牵连你。希望你放下包袱，继续带领部队。党组织相信你。”很快，组织宣布贺庆积兼任了红17师政委。在军团首长的正确指挥下，贺庆积带领部队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后来，由于国共合作，汤祥丰硬是被我军要了回来。王震一见到他，怒火心中烧，抄起警卫战士的步枪，向这个叛徒狠狠砸去。要不是汤样丰躲得快，恐怕脑袋就要开花了。“你这个可耻的叛徒，连狗熊都不如的叛徒，要不是纪律不让，我非一枪崩了你狗日的不可！”
　　王震同志敢于斗争、不畏强敌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在与国民党顽固派面对面的斗争中，也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
　　1940年初，359旅奉命调回陕甘宁，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的任务。王震兼任了绥、米、佳、吴、清警备区司令员，驻防绥德。719团在参加了百团大战之后，也奉命归队驻扎米脂。当时，这一带仍由国民党控制，各县都设有他们的县党部和政府，绥德设有专员公署。国民党专员何绍南是个有名的“摩擦专家”，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了不少事端。王震旅长面对何绍南一小撮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有一次，王震与何绍南在宴会上相遇。何绍南端起酒杯致辞说：“今天幸会王大旅长，真是人逢知己‘万’杯少，为了两党精诚合作，共同于了这一杯。”
　　王震的脸一下子拉得很长，用颤巍巍的右手端起酒杯：“且慢！”
　　警卫员一看王震要发火的架势，连忙在后面拽了拽他的衣襟。王震用左手狠狠地甩了一下警卫员的手，“拽什么拽！何专员的话我不敢当，我倒是觉得人逢摩擦专家一杯就多！”
　　何绍南不识趣地来了一句：“岂有此理！”
　　一听这话，王震将酒杯高高举起，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地上摔去：“谁岂有此理？我看是你何绍南！”
　　宴会厅里本来是嘈嘈杂杂的，随着王震酒杯的一摔，大厅顿时寂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得见。
　　王震扫了一眼大厅，更觉得是个机会，用手指着何绍南的鼻子：“你还算个中国人吗？一看你就是汉奸的料子。有本事你到前方去和小日本拼，在后方跟共产党要横算什么鸟本事！从今往后，你何绍南胆敢对共产党使一点小脾气，我王震说到做到，非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话音未落，王震将酒桌掀了个底朝天。随即连头都没回大步流星地走了。
　　何绍南吓得如筛糠，让人搀着回到署上，没过几天，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一提起王震，人们自然就会朕想到他的火爆子脾气。其实，王震更多的时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对部下特别是对战士更是关心备至。
　　长征途中的一大，他走进一个连队伙房，刚抓起一块锅巴吃，炊事员在他脊背上敲了一锅铲。王震一转身，炊事员看是王震政委，十分惊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急得满脸通红。
　　王震笑着说：“挨一锅铲吃一块锅巴，很合算。”
　　事后，王震还在部队大会上表扬了这位炊事员，并对自己私自“偷拿”粮食作了深刻检讨。
　　战斗间隙，王震常常和战士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有一次，他和他的警卫员、秘书打扑克。王司令员偷看人家的牌，还偷人家的“大王”，叫警卫员发现了。一个强烈要求归还“大王”，一个死不承认。警卫战士强行去抢，王震哪里肯，跳起身子就跑。一个在前面没命地跑，一个在后面玩命地追，撵得王震从后院跑到前院，又从前院跳到街道上。那位警卫员一面追，一面喊着：“司令员偷牌了，偷了我的‘大王’。”
　　多少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留在王震部下的脑海里。
　　王震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感情。他18岁那年就结识了毛泽东，并有幸护送毛泽东到长沙清水塘中共湘区委驻地。从那时起，王震暗暗下定决心，这一辈子跟着毛泽东。晚年，王震同儿孙们谈起自己和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关系，王震最喜欢说的一个词就是“追随”。
　　1936年6月，红2、红6军团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终于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了。可是，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欺骗和拉拢红2、红6军团的同志们，并在部队散发了油印的《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内容主要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所谓机会主义路线的。红2、红6军团的官兵们对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疑惑。红2、红6军团的主要领导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敏锐地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察觉到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推行逃跑主义路线的阴谋，非常气愤。在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王震下令收回了所有的小册子，当众销毁。
　　有一次，张国焘单独请王震到他的屋里，对王震吹捧拉拢。王震没给张国焘一个好脸，没等张国焘把话说完，王震眉毛直往上扬，说道：“我们这支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我王震不能反毛，永远不会也不能反毛。”说完拂袖而去，把张国焘晾在那儿很是尴尬。
　　1946年2月3日上午，军调部美方的一架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从飞机上走下来时任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我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
　　一下飞机，王震便直奔毛主席住处。这次能见到一别一年又三个月的主席，王震显得非常激动。毛主席听说王震到了，连忙把笔一扔，紧紧地握着王震的双手，一边大声嘱咐工作人员：“通知伙房，今天中午加个菜喽！慰劳慰劳我们劳苦功高的王大胡子。”
　　吃饭时，毛主席问道：“党的‘七大’你没有参加，你被提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过程听说了吗？”
　　王震摇了摇头。
　　“哟？你可是位赢得人们引颈注目的风光人物罗！一小部分同志不同意你当候选人的意见很尖锐，另一部分同志坚决拥护你当候选人为你辩护的意见也很尖锐，两派争执，各不相让！”说到这里，毛主席站了起来，“你这个王胡子哟，虎去雄威在，你南下去了，还把个‘七大’搅得蛮有生气哩！”
　　说到这，本有一分矜持的王震哈哈地笑出了声来。

4．王震操起一支卡宾枪，高声喊道：“我是王震！王大胡子！同志们，跟我冲啊！”

　　1937年9月，王震奉命率359旅在太原以北开展游击战，牵制日寇对太原一带的进攻，并参加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1月，各新兵部队陆续归还建制，这时全旅（717团、718团、719团）的兵员激增至1.2万多人。
　　3月初，敌寇趁我120师主力在同蒲线作战之际，以其26师团1万余人，由大同向晋西北进攻，在短短的五六天里侵占了神池、宁武、五寨等7座县城。
　　面对这一形势，贺龙率部队回师晋西北，采取奇袭、打埋伏、围城打援、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运动中的一部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这次战役从苛岚打起。遂即命令王震率2个团于3月5日抵苛岚，将敌人包围起来。
　　王震发现苛岚城里只有来自城外的一个水源，随即切断水源和交通要道，逼敌出城。命令717团和718团2营日夜不停地对苛岚袭扰，使得敌人疲惫不堪，惊恐万状。10日，敌人被迫弃城逃走。王震当即命令717团、718团追击和拦截敌人。这次战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200多人，收复苛岚城。贺龙师长抓住时机命令王震率359旅2个团、张宗逊率358旅2个团追击、伏击敌人。到31日晋西北反攻围攻战役胜利结束，收复了宁武、河曲等7座县城，歼敌1500多人。
　　收复7城的胜利稳定了晋西北的局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总结这次战役时，贺龙师长表扬了359旅。王震无不骄傲地说，要说经验嘛，这要全部归功于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
　　1938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359旅向晋察冀西北部挺进，开辟雁北察南地区工作。1938年11月，粉碎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25路围攻后，王震率359旅旅部和718团在灵邱以南开展地方工作，719团在灵邱以西开展地方工作，717团在五台豆村镇开展地方工作。
　　5月9日，日寇第100师团和第3独立混成旅团以重兵万余人突然分5路合击717团。王震得到战报后，当即率教导营并命令718团迅速向717团靠拢。5月10日，717团与敌激战至黄昏，利用夜暗跳出包围圈，于拂晓通过怀台镇，登上五台山北峰。敌人合击扑空，只好懊丧地沿原路撤回据点。
　　5月11日，由大营镇经神堂堡进犯之敌，因山高路险且有积雪，不敢前进，沿原路经神堡返回大营镇。王震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心利用神堂堡至上、下细腰涧一带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该敌。他当机立断命令教导营想方设法把敌人引到神堂堡附近。
　　5月13日，718团主力经过两天急行军赶到神堂堡，干部战士不顾疲劳，立即投入战斗。敌人在突然的猛烈打击下，伤亡惨重，于14日向上、下细腰涧方向溃退。王震率718团、教导营。骑兵大队追至上、下细腰涧时，突闻近处枪声大作，王震断定是717团与敌遭遇。718团等部队及时向枪声方向冲去。
　　正如王震所料，717团跳出敌人合围后，于13日行进到上。下细腰涧时，发现附近山沟里有数百名敌人正在集合，717团分两路向敌发起进攻。这时718团是从上、下细腰涧南侧向北攻击敌人，717团从北向南攻击敌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敌人包围。经过20多小时激烈战斗，到15日中午将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共歼敌1000多人，缴获各种炮5门、轻重机枪19挺、步枪400多支、战马100余匹和大量军用品。
　　上、下细腰涧战斗不是计划之中的，而是王震依据战场敌情的变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施机智果断的指挥，化被动为主动，由被敌包围变为我包围敌的有利态势，创造了以不到1个旅的兵力（欠719团）全歼日军一个精锐大队的范例，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嘉奖。敌人在其发布的公报上惊呼这位“少年将军”（王震时年30岁）的“奇妙战术”对其造成严重威胁，敌伪报纸上充满对这支劲旅的叫嚣和诅咒。
　　1946年11月，王震率359旅南下后胜利返回山西，组建了第2纵队，并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3月，蒋介石驱使胡宗南纠集青、宁两马及邓宝珊部23万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旬，王震奉命率2纵队从永和关西渡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党中央的战斗。第2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首战青化砭，歼敌第31旅，俘敌副旅长以下1300余人。
　　二战羊马河，歼敌第135旅，俘敌代旅长以下1500多人。
　　三战蟠龙，歼敌第167旅，俘敌旅长以下700多人。短短两个月内三战三捷，使敌人闻风丧胆，丧魂落魄。在蟠龙攻坚战中，王震亲自指挥，摸到距敌100米的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指挥战斗。准备总攻时，炊事员给王震送来的饭，他自己不吃，亲手端着送给最前面挖战壕最得力的战士，极大鼓舞和感动了广大指战员，激励大家奋勇杀敌，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1947年5月4日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各部向蟠龙镇发起总攻时，担任2纵司令员的王震发现陷入重围的敌人有逃跑的迹象，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前沿阵地抓起一支卡宾枪高喊：“我是王震，我是王大胡子，同志们跟我冲啊！”战士们一听王胡子带头冲锋，全体官兵像潮水一样涌向敌167旅旅部所在地，一举全歼敌人。
　　1947年8月，王震率部攻打榆林。此役调动胡宗南部9个半旅，达到了从战略上牵制敌人的目的，使我陈、谢部队顺利南渡黄河进入反攻。榆林硝烟未散，王震旋即率部参加沙家店战役，歼敌第36师大部，敌师长钟松落荒而逃。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不仅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在陕北的所谓“重点进攻”，而且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战略防御开始了战略反攻。
　　沙家店战役后，敌主力狼狈南撤，返回延安。为了不让敌人顺利撤退，王震率部连续攻占绥德以南咸（阳）榆（林）公路上的曲思教、九里山、骆驼铺、岔口、大小劳山等地。在曲思教伏击撤退之敌，歼敌1000余人。紧接着，在九里山抗击敌人一个星期，给敌人很大杀伤。
　　当时部队严重缺粮，伤亡很大。天又下雨，人员非常疲劳。但是，王震毫不畏惧，他动员部队说：“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他们怕我们打，不敢住村庄，没有饭吃，空投的大饼都是霉的。我们要同敌人比意志，比忍受困难的能力，坚决拖住他们，让他们增加伤亡，增加疲劳，从而加速敌人的失败。”
　　在战争年代，“胡子”、“王胡子”、“王大胡子”均属王震的绰号。一提这个绰号，各级官兵无不充满敬意。
　　或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早在长沙铁路上，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便茂盛一片。那时的王震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其目的是免得开火车煤灰往胡子里钻。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后，头发、胡子一齐留。当时的王震主要是想装得年长一点，显得说话有分量，对群众有号召力。再加上胡子是湖南人对智者的尊称，王震有勇有谋，外加满脸的胡须，自然“胡子”的绰号非他莫属了。王震的胡子在战争岁月里越来越稠密，他的“胡子”的名气也随着战争越来越响亮。

5．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

　　文革初期，王震也遭到批斗。造反派给他挂牌子，戴高帽子，他把牌子砸了，把帽子扔了。王震还让叶帅的孩子叶选宁为他起草“反攻大字报”。一副对着于的铁骨血性。
　　有人把状告到毛泽东那里，王震得知后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怕，毛主席了解我。”
　　1967年“五一”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看到王震时，右手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同时左手轻轻地拍了拍王震的手背说，有人想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关键的时候你王震是可以吹胡子瞪眼的。第二天，这个“最高指示”就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小字报上面了。
　　非常遗憾的是王震这一次与毛泽东在一起没有留下照片。199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王震画册》时，只收入了1969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王震握手的照片，照片上身为领袖的毛泽东亲切地看着他的这位老乡、老战友。
　　“文革”开始时，王震不屈服于造反派的压力，在被“游斗”的卡车上，还扯着嗓门和极“左”思潮对着干，一点儿也不示弱。
　　对于被打击被迫害的老战友，他充满感情，不顾自己所处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为惨遭不幸的、甚至身陷囹圄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子女们传书递信，奔走呼吁。
　　1972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几经周折到江西探望父母。在探亲返回陕北的途中，她坐着火车拐到了北京，一是想看看昔日的老师、同学、朋友，二是想借机打听一下政治方面的消息。
　　到北京后，毛毛悄悄地借住在一个同学的家中。第二天，一个老同学跑来找她，说：“毛毛，王胡子要见你。”
　　王胡子，王震，“文革”中，这可是个北京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人物呀！
　　“王胡子”怎么知道我来北京？叫我去什么事？现在许多过去的好友见了我躲都来不及，干吗还要见我？毛毛越想心里越没有底。去见这么有名的人物，毛毛是又高兴，又着实地惴惴不安，心中直打鼓。
　　第二天，毛毛的好朋友领着毛毛进了王家。
　　一进屋，毛毛一眼便看见一个身着黑色中山服，瘦长而挺拔的长者，他就是王震。王震一看见毛毛，便拉住她的手，咧开嘴，笑了起来，花白的胡子茬在脸上闪闪烁烁。
　　王震迫不及待地对毛毛说：“你坐。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现在赶快告诉我。”
　　毛毛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水杯说：“我爸爸现在住在南昌步兵学校院里。每天早上起来围着院子走十几圈。早上准时步行到拖拉机厂上班。”
　　王震忙打断毛毛的话：“上班远吗？上班干些什么？活重不重？”
　　毛毛回答道：“上班不算太远，大概也就几百米，工人师傅为了我爸爸上班方便，把院墙砸开了一个口子，省得爸爸走远道。”
　　听到这话，王震略感欣慰。
　　毛毛又说：“上班的主要任务是当钳工，活倒不算重。工人师傅不让我爸爸干重活。”
　　王震沉思了一下说：“钳工，你爸爸倒是行家。你爸爸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不过这不该是他干的活，他应该干全国的大活呀！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一听这话，毛毛当时一阵哽咽涌上心头。多少年了，毛毛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这样直言不讳的言语了！
　　“你不要去陕北，赶快再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一字不拉地告诉你爸爸！”
　　毛毛知道事情重大，连连点头。
　　王震顿了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王震完全是用命令的口气说这话的。
　　王震对毛毛下的命令，是一个严肃的命令，更是一个温暖的命令，是一个令毛毛感动不已终生难忘的命令。当时王震的那种口气和神情，像铸铁一样地印在了毛毛的心底。
　　第二天，正好是“五一”节。毛毛知道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于是便离开王家，悄悄地踏上了再回江西的路程。当毛毛把在北京见到胡子叔叔的场面告诉了邓小平时，邓小平照旧只听不说，但他脸上的表情，显得甚为欣慰。
　　1973年，邓小平被毛主席召回北京。不久，毛主席重新启用了邓小平，并赋予了邓小平党政军的一线指挥权力。邓小平出来工作后，义无反顾，不畏艰难地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并对江青“四人帮”进行了不妥协地坚决斗争。他的大胆作为，迅速地取得了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
　　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大地，邓小平实际上再一次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邓小平被停职，王震气愤万分，甚至气得病倒了。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少不了要表态的。他当然不怕亮明自己的观点，在一份关于批邓的中央文件上，竟写下了毛泽东主席称赞邓小平同志的话，如“人才难得”之类。而这份文件明明白白注明，阅后是要收回的。或许是出于保护首长的好意，秘书在送回文件时，把这些话涂掉了，为此，王震还颇不满意呢！
　　王震当时气愤难平，甚至气得把拐杖都摔成两截，后来家人又为他换了一根新的。这一根拐杖一直伴随他老人家渡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不久，王震被家人和工作人员强行送进了医院。
　　王震住院，一是因为1月8日失去了他极其敬重的周恩来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被“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气得怒火积心，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愤怒至极。王震住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爱憎分明、耿直仗义、气冲云天，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就要喊，就要叫，就要骂娘！为了保护胡子不被“四人帮”迫害，他身边的人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不许他出院。
　　王震这个人，一股子倔犟脾气，他不住院，必定要喊，你把他圈在医院里，他照样要喊。
　　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接着他又问：“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老将军们面对王震的质问，无从回答，只能默默忍受着老首长的无名之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毛泽东去世了，中国怎么办？
　　一辈子跟随毛主席的王震无比焦虑，他去找叶帅商量。他们二人讨论一番之后，叶帅让王震去串联串联。王震首先找了陈云同志。他们讨论了如何对付“四人帮”的措施。此后，王震几次在叶帅和陈云之间“穿梭”，商量着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方案。
　　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病房里，王震指名道姓地说，江青一伙说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是“走资派还在走”，是要篡党夺权！他高声地说：“我的腿坏了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走，我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天，北京城传开了罪大恶极的“四人帮”终于被正义的力量所惩治的消息。
　　“四人帮”被抓了，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王震见状着急，他真着急呀！他通过他的儿子和毛毛，不断地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他到叶剑英元帅那儿去，到李先念副总理那儿去，他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他奔走疾呼，中心只有一个议题，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王震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坐着汽车，上了西山，去看他的老战友。
　　王震来了，到了院门口，他情急之下摇下车窗高声对院门口的警卫喊道：“我是王震，我要见邓小平！”警卫本想做出阻止的手势，立即转换成通行。
　　1993年，王震走完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洒在祖国的西部边唾。
　　王震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也在祖国的西北地区。他对祖国的大西北有着特殊的感情。
　　还是在1949年3月，王震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毛主席说：“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的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毛主席这一席话，把王震本来要说的话立刻引了出来，他拿出自己起草的报告递到毛主席手里，说：“我的想法全在这里。我要求到新疆去。新疆各族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去开发建设，发展经济。”
　　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王震豪迈地说：“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我们手中的枪干什么？我们还叫什么革命者？”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当时写下了战斗的诗篇：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1949年6月，王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加扶眉战役进军甘肃，解放天水、临挑、临夏，夺取西宁，解放青海。9月，王震率部翻越冰雪覆盖、高寒缺氧的祁连山，直插河西重镇张掖、酒泉，逼近新疆大门，对促使新疆和平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随后，王震率部进驻新疆全境，将红旗插遍了天山南北。
　　1954年10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发布命令，由王震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兵团的大部、陶峙岳率部起义改编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的全部、新疆民族军的大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有人曾对设立建设兵团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对王震率领部队从事生产有些不解。毛主席只是淡淡一笑：“要相信有创造精神的人。”
　　提到“有创造精神”，人们自然想到359旅在南泥湾战斗的岁月。
　　那是1941年初，359旅奉命开进南泥湾，守卫延安的南大门，并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经过两年的努力，开荒种地30余万亩，年产粮900余万斤，除全部自给外，每年上缴300万斤粮，为全军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王震被陕甘宁边区选为劳动英雄，359旅被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进入8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难逃撤销的命运。在兵团撤销以后，王震出于对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边境安定团结的大局的考虑，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阐述了兵团存在的意义，希望中央考虑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在王震的努力下，邓小平亲自批准恢复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王震就明确指出：“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军区的后备军，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力量。”
　　1981年8月，王震陪同邓小平主席到新疆视察工作，并且兴致勃勃参观了石河子垦区。
　　1991年，王震又以83岁的高龄，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新疆，他对周围的人深切地说：“我热爱祖国的新疆，热爱这里的各族人民，同这里的山山水水有着很深的感情，我退休以后要在新疆度过晚年。当我去见马克思时，我的骨灰也要撒在天山上，永远成为新疆大地的一粒沙土。”
　　1991年8月23日下午，王震又对身边的人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
　　1993年4月4日，王震的骨灰护送至乌鲁木齐，新疆党政军领导同志一起去迎接。长歌当哭，泪洒边城，无限悲痛汇集着不尽的思念。
　　4月5日，王震的英魂飘落九霄，骨灰伴着花瓣撒向巍峨的天山，一支英雄交响乐在新疆辽阔的疆天和广袤的大地回响。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43年前，王震率大军解放新疆、建设新疆；43年后，王震的骨灰遍撒天山南北，撒在这片他流过血、淌过汗的沃土上。王震永远地同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连成一体。
　　举目天山，一座巍峨高洁的丰碑耸立疆天。

 贺炳炎——湖北松滋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一野第1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17岁的贺炳炎一人一次就逮住了47个俘虏，并顺利押回驻地。被人称为“贺小龙”

　　1929年春。
　　积雪初融，大地复苏。在湖北渔洋河一带的渔洋关、松木坪、江家湾等地，有一位身体瘦弱、衣衫褴褛、可怜巴巴的少年，跟随一位面黄肌瘦的兄长，走街串巷，为人打铁器，换一些食物维持生命。少年无论走到哪里，头一件事就是打听村子里驻没驻红军。
　　这个少年就是贺炳炎。
　　贺炳炎，1913年生。父亲贺学文是个靠帮工、背煤为生的穷苦人。贺炳炎的出生给贺家又平添了一分忧愁，多了一口，就多了一份负担，本来就近乎穷困潦倒的家庭，到哪里去寻新添一张嘴的口粮啊！
　　贺学文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了一个响亮的乳名——明言，这个小小的名字蕴藏着贺学文对明言（年）的期盼，也暗示贺家对正直和光明的向往。母亲晏兰则唤明言为“么娃”。
　　“炳炎”这个名字是明言懂事后改的。贺炳炎嫌“明言”二字不响亮，便与教书先生一合计，更名为“炳炎”。用贺炳炎的话说，“这个名字威风，听起来有气魄，还不失‘明言’的味儿。‘贺’嘛是祝贺，‘炳’嘛是烧大火，‘炎’就更不用说了，加起来就是让焚烧旧社会的大火冲上天！”
　　贺炳炎全家五口人，五张嘴，全靠父亲背煤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贺炳炎6岁时母亲病故，这对贺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姐姐被迫送人做了童养媳，哥哥过继给他人。婶婶胡德秀怜爱侄儿，将贺炳炎接到家中抚养。
　　贺炳炎9岁时就随着父亲在江家湾、郑家恢煤矿开始背煤，当上了“煤黑子”。稚嫩的双肩过早承担了生活的压力。风里来，雨里往，一个弱小的少年，历尽生活的百般艰辛。因年少体弱，力不能支，常常被煤筐压得爬不起来，心疼得贺学文时常暗自落泪。贺学文见儿子实在受不了，就带他转到郑家恼煤矿学挖煤。在石头缝里抠煤，贺炳炎虽人小可以直起腰，但膀不圆、力不足，一镐下去只能刨个小窝窝，砸起的煤碴呛得他满脸乌黑。贺学文只得托人说情，让儿子到松木坪地主刘晴轩家放牛。
　　刘晴轩在乡里霸道惯了，有一次看见年幼的贺炳炎在与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于是二话没说，举起“文明棍”朝贺炳炎头上身上打去。直打得贺炳炎遍体鳞伤，这才拂袖而去。
　　地主周武寿的几只鸽子丢了，找不着，便跑到贺家门口大吵大闹，硬说是贺炳炎领着小孩子杀了煮着吃了。贺学文只得连连赔不是，借钱赔了才息事走人。
　　压榨、欺凌，一件件一桩桩在贺炳炎幼小的心灵中积压；苦水、深仇，浇灌着它生根、发芽。贺炳炎做梦都盼着自己快快长大，学那些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为穷苦人报仇出气。
　　大革命的洪流席卷而来时，贺学文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当了农民协会会员。大革命失败后，到处白色恐怖，贺学文被迫背井离乡，在湘鄂交界一带四处躲藏。1929年春，贺龙率红军第4军来到澧县、松滋、宜都边境一带活动，贺学文将孩子托付给亲戚，毅然参加了红军。
　　不久，贺学文跟随部队到五峰、宜都、松滋边境的渔洋关、王家畈、松木坪、刘家场一带打游击，回到了家乡。父子相见，自然喜不自禁、贺炳炎恳求父亲带他去当红军。贺学文考虑再三，觉得他太小，一是参加队伍出不了力不说，弄不好会给队伍上带来许多麻烦。便对贺炳炎说：你先跟内兄兰良鉴学好打铁手艺，以后再来接你当红军。
　　贺炳炎见父亲说的在理，只好挑起担子，跟着内兄走乡串户去打铁。贺炳炎虽说打铁学艺，但心一直挂记着当红军的事。一天，他打听到附近有红军部队，于是在深夜里趁内兄睡熟，悄悄出门去追赶红军了。
　　说也巧，这支部队就是贺学文所在部队。贺炳炎竭力要求父亲带他参加红军。贺学文看了看儿子依然瘦小的身体，摇了摇头，用爱惜的口气说：“你娃子个子太低！”
　　“个子低怕啥？我力气大，不信咱俩掰个手腕子看看，要是我赢了你，你就得答应我参加红军！”
　　“这个我信，打了多半年铁，又多吃了半年饭，还能一点劲不长。可你实在是太矮了，连枪尖都够不着，咋当红军打仗？”
　　“我说你不过，但有一条，反正我要当红军，替穷苦人打抱不平。”
　　“你……”
　　贺家父子，一个怕给红军添乱子，硬是抱住葫芦不开瓢；一个死磨硬泡，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贺炳炎见文的不行，决定来武的。翌日深夜，尾随红军，来到红军的新驻地。
　　贺学文原以为儿子听了他的话回去了，不曾想在新驻地又见到了儿子的身影。贺学文要撵儿子回去，儿子犟着脖子就是不走。你拉他拽，贺学文所住的小院，热闹得开了锅。
　　恰巧，贺龙军长来了。贺炳炎一看来了一位大首长，便往地上一躺，哭得更是伤心。
　　贺龙问明情况后，动情地说：“收下，收下，发到宣传部去提浆糊桶子吧！”
　　贺炳炎一听这话，“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学着红军的样子向贺龙敬了个军礼。可能是兴奋，也可能是紧张，举起的竟然是左手，一时把小院里的红军将士们惹得哈哈大笑。
　　当时，贺龙等人初创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武装疯狂地进攻，企图将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双方战斗十分频繁，每天都在行军打仗中。
　　1930年7月下旬的一天，红军要在潜江渊博子口同白军作战。大清早，枪炮就轰轰隆隆地响起来，顿时硝烟遮天蔽日。战至中午时分，双方的激战达到白热化程度。为了决战胜利，贺龙总指挥决定在白军精疲力竭的时候把红6军预备队红6师拿上去，从侧后再给白军狠狠揍上一拳。决心一下，贺龙冲此时担任自己警卫班长的贺炳炎一声吼道：“小鬼，快，传达我的命令，让红6师上！”
　　“是，保证完成任务！”未等话说完，贺炳炎已窜出去十几米。
　　红6师投入战斗，白军腹背受击，只落得丢尸弃械抱头鼠窜的份了。
　　战斗结束后，许久没见贺炳炎回来。贺龙司令员接到报告后，命令警卫连长：“快，多派几个人到战场上去给我找，顺着红6师攻击的路线去找！这小鬼想打仗都想疯了，可能跑到战斗部队里去了。”
　　果然。贺炳炎送罢信途经红6师阵地时，看到战友们打得正起劲，心里就痒得慌，顺手就从地上捡起一颗手榴弹，“嗖”地向白军投了过去，几个白军当场就被炸得飞上了天。
　　此时，红6师的冲锋号响了，红军战士个个像老虎下山一样呼喊着冲入敌群。贺炳炎看得直眼红，想随战友冲上去，但自己的任务是传达完命令就回去保卫首长。他无可奈何地打消了这个念头，捡起几颗手榴弹朝腰里一别，提着驳壳枪抄小路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贺炳炎刚跑下一个土坡，不禁惊叫一声，险些和几十名溜出包围圈的白军碰了正面。他灵机一动，闪身躲到一棵大树后。白军急于逃命，没发现有人追，便你争我抢地朝芦苇荡里窜。贺炳炎想，这茫茫无边的芦苇荡，钻进几十个白军还不像大海里掉了几根针，到时上哪儿去找？决不能让白军钻进芦苇荡，贺炳炎来不及多想，急中生智，“蹭”地一纵身从树后跳出，挡住了白军的去路。他一手紧扣驳壳枪，一手高举手榴弹，怒目圆睁，高喊一声：“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
　　溜出包围圈的敌人，本来早就吓得掉了魂似的，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下全都愣住了。
　　贺炳炎不等敌人清醒过来，便指着前面干涸的水塘，大声命令：“把枪都放到培埂上，人都进塘里去，谁也不许乱跑，快，快，别回头！”
　　俘虏中有一个当官的，他故意磨磨蹭蹭，用贼眼朝四下张望，发现面前的红军是一个半大的孩子，便突然举起枪朝贺炳炎射击。
　　贺炳炎毕竟当过大半年红军，特别是跟着贺龙当警卫员这一阵子，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眼疾手快，扣动扳机，“砰”地一枪，撂倒了这个图谋反抗的军官。
　　枪一响，几个想逃的白军士兵乘乱撒开腿便跑。
　　“奶奶的，我叫你跑！”贺炳炎乘势掷出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三四个逃跑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余下的听到爆炸声，赶忙卧倒，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了。
　　“起来，都给我滚进塘里去！快！”贺炳炎趁着敌人慌乱，又从腰间拔出一颗手榴弹，拉出引线，厉声吆喝道：“再不老实，老子也送你们上西天！”
　　“我们投降！我们缴枪！”
　　剩下的敌人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耷拉着脑袋，挤进枯水塘，听从这位还带有奶气的小红军的指挥。
　　贺炳炎用双眼扫了一下干塘里的白军，点了点数，一共47人。怎么能把这么多的俘虏押回部队呢？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红军走动，他想，看来这47人要全靠自己押解了。他正急得抓耳挠腮，忽然想起老战士瓦解敌人的做法，于是扯起嗓子学着贺总指挥作报告的架势，用手指着白军：“蒋军兄弟们！你们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是穷苦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你们大都是被迫当的兵，只不过是走错了队伍。现在，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跟我到前面红军队伍中。愿留下的可以当红军，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红军保证优待俘虏，绝对不打骂你们。你们现在要是再跑，那我手中的手榴弹可不是摆设的，到时候你老爹老娘哭瞎了眼不说，还落个坏名声。”
　　革命的道理，朴素的话语，句句拨动着俘虏的心坎。他们顺从地按照贺炳炎的指挥，三人一排地站好队，朝红军驻地走去……
　　“贺炳炎回来了！贺炳炎回来了！还押着几十号白军呢！”红军驻地一下子传开了。
　　贺龙听到后，急忙放下手中的地图跑了出来，赞叹道：“浆糊桶看来是不用提了，该提提枪了。”
　　红军从洪湖拉出来后，边走边打，一路风霜地来到大小洪山地区。为了摸清大小洪山地区的敌情，贺龙对贺炳炎说：“小鬼，给你一个任务，一天之内抓个‘舌头’来，条件是管作战的军官。”
　　贺炳炎有了上次独自一人抓几十个俘虏的经历，心里便有点底，肯定地回答：“贺老总，你就等着吧。”
　　贺炳炎化装成一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小叫花子，哪里有白军他就往哪里钻。
　　也该贺炳炎走运，路上他遇到几名白军军官拿着枪、图袋。望远镜在看地形。他悄悄地爬在草丛里仔细观察白军的动静。
　　贺炳炎突然发现敌正前方有一只兔子，于是他悄悄地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
　　白军军官见窜出一只兔子，早把察看地形的事抛到脑后去了，纷纷提着枪追赶。
　　一个又肥又胖的军官追赶时连鞋都跑掉了，等到发觉后连忙返回去捡。贺炳炎看准机会，“蹭”地从树上溜了下来，顺手从地上抓起两把灰土，只听“叭叭”两声，敌军官一双眼睛被糊了个一片黑。接着，贺炳炎将一截树根朝敌军官腰上一顶，小声命令：“别嚷，嚷一嚷，就要你小子的狗命！”
　　“啊，啊，长官，我不嚷，只要你饶我一条小命。”
　　掌灯时分，贺龙叼着大烟斗，来回踱着步子，等待着贺炳炎的到来。
　　不一会儿，贺炳炎押着敌军官回来了。
　　贺龙抬眼看看俘虏，嗬，好大的块头，足足抵得上两个贺炳炎。俘虏解下围着眼睛的黑布，才发现眼前的贺炳炎如此矮小，心里还有一丝不服。
　　贺龙高兴地说：“干得不错，快带你‘请’来的客人吃饭去。告诉炊事班，不要怠慢了‘客人’。”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湘鄂西军校当区队长。6月初，红3军主力部队已转移到外线作战，根据地中心只有一个警卫团和少量地方武装。
　　川军乘机兵分三路向洪湖苏区奔袭。川军21军范绍增仗着人多势众、装备优越，大摇大摆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及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陈砣子口压过来。贺龙急令段德昌率领红9师2个团不分昼夜赶回，同时命令军校学员参加阻敌作战。贺炳炎见参战的学员人多枪少，就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身边的学员小高。
　　贺炳炎跑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在空中用力一挥：“学员们，跟我上！”
　　战斗中，贺炳炎学着当年贺老总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样子，突入敌阵，左砍右劈，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成了刀下鬼。贺炳炎顺势捡起敌军的一支枪，勇猛地向敌人射击。
　　军校学员跟着区队长，越战越猛，锐不可挡。川军不曾料到碰了个硬钉子，只好丢盔弃甲夺路回窜。
　　战斗结束，贺炳炎的英雄举动轰动了军校。学校嘉奖他，称他“胆大顽强”；学员们称赞他是“贺小龙”。贺炳炎一脸严肃地说：“我是贺炳炎，怎敢与贺老总比。以后大家不要再说了。”

2．贺龙用手巾包起贺炳炎锯下的骨头，对旁边的战士们说：“这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

　　贺炳炎在红军里进步很快，1933年，年仅20岁的他已经是红军团长了。也就在这一年伊始，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推行一条极“左”的路线。中央派到贺龙部队的党代表夏曦，“忠实”地推行这条错误路线，搞起了“肃反”。
　　一时间，贺龙部队中的党组织被取消，大批在敌人屠刀下幸存的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成了“肃反”的牺牲品。整个部队内外交困，陷入了困境。
　　进入5月，“肃反”的阴云越来越浓，压得整个部队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贺炳炎也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也有被牵连进去的可能。
　　果不其然。5月13日这天，贺炳炎带着几个特务员爬上驻地旁边的山头，整整呆了一天。深夜回到驻地，刚刚拉被子躺下，五六个“肃反”队员“呼啦”闯了进来，不容分说又扭胳膊又绑腿，要带贺炳炎走。
　　“你们为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贺炳炎你给我听着。”领头儿的“肃反”队员鼻子“哼”了一下，掏出一张纸，展开念了起来：
　　“贺炳炎犯有改组派罪行，即日起开除出党，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湘西分局委员会书记夏曦。”
　　“我反对，我抗议，你们拿出证据来！”
　　“贺炳炎，你别嘴硬，证据你自己会招出来的！”
　　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清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江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早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贺炳炎毕竟是贺炳炎，不管采取什么样逼供的办法，他一直没有屈招。与此同时，与贺炳炎搭档的宋盘铭政委也因改组派同他关在一起。
　　有一天，夏曦途经关押所谓“改组派”、“奸细”的“改组派连”时，贺炳炎突然跨出队列，质问：“夏主席，你说我哪点是改组派？你凭什么说我是改组派？我连改组派是何物都不知道，你怎么平白无故地说我是改组派呢？”
　　夏曦装得漫不经心的样子：“哪点都是，你要老实交待，讲出你们的总头头来。”
　　贺炳炎见夏曦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便与其展开唇枪舌剑。
　　正当双方舌战愈趋激烈时，前方忽然枪声大作，红军前卫与白军发生了激战。贺炳炎所在的红19团，因为他与政委宋盘铭都被打成“改组派”关了起来，因此整个团一开战便乱了套。师长芦冬生焦急无奈，赶忙派通信员到“改组派连”“借”贺炳炎和宋盘铭出山指挥作战。
　　夏曦本不想让去，但又怕打了败仗，连自己都被俘虏进去，只好匆忙离开了，装着不知道此事一样。
　　枪声就是命令。贺炳炎和宋盘铭待“肃反”队员解开绳子，马上抓起通信员送来的驳壳枪，没命地朝响枪的地方冲去。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看着阵地前的白军尸体和成队的俘虏，一面高兴地指着头上的汗水，一面下意识地把驳壳枪朝腰里插。
　　“把枪给我！”跟在贺炳炎后面的“肃反”队员冷冷地说，随即又送上一副闪亮的手铐。
　　黑暗中，躺在又潮又湿的地铺上，贺炳炎陷于深深的思索中，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境贫寒，姐姐、哥哥被迫给了人；想到了在红军担任司务长的父亲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想到了自己一心一意为共产党跑前跑后，出生人死，为什么落得如此结局……贺炳炎们心自问，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愧于党，无愧于这支军队。贺炳炎坚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想到这，他的面前仿佛出现了一丝光亮，身上也感到有了温暖。
　　在贺炳炎被关押第29天时，贺龙总指挥行军途经“改组派连”，发现贺炳炎蓬头垢面在里面，便质问夏曦：“为什么要捆贺炳炎？他十四五岁就当红军，是我要的，是我亲眼看着他长大的，他的历史我最清楚！抓他为什么不问我，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
　　夏曦摘下近视镜，用手擦着镜片：“不要激动嘛，问题很复杂。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给谁打保票。”
　　“贺炳炎，我敢打保票。”贺龙将握住的拳头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你想过没有，他不怕苦，不怕死，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还信不过，要抓，要杀，今后哪个敢跟我们干革命。谁还信任我们？！”
　　“那你说怎么办？”
　　“放，现在就放！”
　　“放可以，但不能让他当团长了，顶多只能当个管理员。至于党籍嘛，我是中央分局书记，我说了算，暂时还不能恢复。”
　　贺炳炎终于被放了出来。
　　1934年6月，为开辟黔东根据地，贺炳炎奉命带干部大队一个班到沿河县，以淇滩、凤翔一带为中心开展群众工作，组建地方武装。这个班的成员都是“肃反”中被诬为“改组派”的人。大家刚从“改组派”解放出来，工作热情极高。全班人马首先消灭了地主反动武装保安团，抓俘虏，缴枪支，壮大自己。
　　部队迅猛发展，正式组建了沿河县独立团，贺炳炎任团长，熊仲清任政委。
　　9月，沿河独立团扩充为湘鄂川黔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独立师旋即又被编入主力红军，贺炳炎任红6师18团团长。
　　正当18团发起湘西永顺十万坪战役时，夏曦发现了贺炳炎。于是，他又以军委分会主席的名义撤消了贺炳炎的团长职务，削官为兵；幸得贺龙、关向应等人全力相争，贺炳炎才当上总指挥部的管理科长。
　　贺龙见到贺炳炎，安慰他：“炳炎，委屈你了。”
　　“没啥，革命工作总得有个分工，再小的工作都关系着大局，都少不了，都能为党做事。只要不剥夺我为党做事的权力，我贺炳炎无怨无悔。”贺炳炎望着老领导，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11月，贺炳炎带两名挑夫从大庸高粱坪远途挑盐。数日后，三人返回行至高粱坪山梁时，忽闻村内枪声大作。
　　贺炳炎放下挑子朝村内一看，不好，白军正像蚂蚁似的朝总指挥部蜂拥而去。他飞快地跑下山岗，朝指挥部大院一站，扯开嗓门叫喊：“机关的勤杂人员都跟我来！”
　　勤杂人员呼呼啦啦跑出来一大片，有的拿一把铁锨，有的操一把菜刀……他们在贺炳炎带领下，杀入立足未稳的敌阵，捅的桶，砍的砍，很快打退了偷袭的敌人。
　　总指挥部保住了，贺龙、关向应等首长脱险了，贺炳炎却腰部负了重伤，被送进了医院。伤愈出院后，夏曦仍然坚持不让贺炳炎当主官。贺炳炎深信只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党迟早会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的。
　　非常了解贺龙和贺炳炎的廖汉生说：“贺炳炎是贺龙最喜爱的一员战将。打仗时碰到别人拔不掉的硬钉子了，贺龙就会不假思索地喊一声‘贺炳炎给我上’，贺炳炎绝无二话，转身就会冲上前去。结果钉子总会被拔掉。”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十几个师又4个旅共10多万兵力，前来“围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敌人分成6路，四面包围，妄图在桑植、永顺一带歼灭红2、红6军团。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红2、红6军团决定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再乘胜转入反攻。
　　在后坪战斗中，敌人凭着人多势众和有利地形，使我军攻击部队受阻。为了夺取制高点，红军部队先后派出两个突击组前去抢占，但皆因敌火力太猛，未能拿下来。眼看自己的将士一个个倒了下去，贺龙心急如焚。再看到歼敌计划就要落空，贺龙命令通信员将贺炳炎叫到跟前，命令道：“贺炳炎，你给我上！”
　　贺炳炎受命后，一跃而起，在战友的火力的掩护下，迅速接近了制高点。眼看就要到达制高点了，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贺炳炎倒下了。贺龙通过望远镜看到这令人心碎的一幕，惊得望远镜落到胸前，脑门上顿时浸出一层密密的汗珠。正当贺龙为贺炳炎的生命而担忧的时候，只见贺炳炎再一次跃起，连掷几颗手榴弹，随后乘着硝烟未散，猛地飞身上了制高点，只身突击成功。接着，贺炳炎忍受着伤口的剧痛，捡起一挺机枪和几枚手榴弹，一会儿扫射，一会儿投手榴弹，为大部队创造了战机。全体将士迅速撕破突破口，大举反攻，很快击溃了敌人。
　　经过一天一夜激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从而保证了主力完成歼敌部署。
　　1935年6月，红18团与白军张振汉师苦战，伤亡很大，全团营以上干部仅剩下1营长曾庆云、团总支书记余秋里两人。团长高利国、政委朱绍田相继负伤。当时贺龙总指挥正在生病发高烧，任弼时政委对前去的贺炳炎和廖汉生下达了命令，要贺炳炎和廖汉生去18团代理团长和政委。
　　廖汉生愉快地接受，但贺炳炎却不干了。他在永顺会议时被当做“改组派自首分子”，从18团团长位置上撤了下来到管理科去打杂，因此对这个问题有气。
　　贺炳炎对任弼时说：“我是自首分子，哪有资格当团长。”
　　任政委很严肃地说：“你是共产党员！过去抓你的‘改组派’搞错了，可以给你道歉嘛！你是共产党员，现在党和红军处在困难时刻，党需要你出来工作！”
　　贺炳炎被任弼时的话语深深打动了，他上前握住任弼时的手，说：“哪有组织道歉的道理，有政委你的一席话，我贺炳炎党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
　　贺炳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倔脾气。当你错整了他，他心里有气，有气就要发出来，他才不管你是谁呢！但是一旦你给他讲清楚，一旦党需要他站出来，他会把个人的冤屈统统抛到一边，坚决、勇敢地完成党的任务，就是掉脑袋他都干。
　　接到命令，贺炳炎二话没说直奔火线，代表总指挥向余秋里传达提升他为团政治委员的命令。接着与余秋里一起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整顿部队，并于翌日清晨，根据敌情变化，在来凤地区巧布奇兵，一举伏敌1个营。随之，又率部突入敌阵，斩头掐尾，直插中央，最后用刺刀将敌全歼。
　　忠堡战斗结束后，红2、红6军团迅速南下，包围了敌占区龙山县城，围困其40多天。这时贺龙获悉，敌85师正由北向南朝板栗园方向开来，企图解龙山之围。总部决定消灭这股敌人。8月3日，红军连夜奔袭到板栗园埋伏。贺炳炎率18团在南口东侧山上筑起工事。
　　贺龙来到18团所在的阵地，幽默地对贺炳炎说：“贺炳炎，今天要你做个瓶塞子，就塞住这个瓶口。”贺龙用鞭梢指向两条山脉之间的那条大路要冲，告诉贺炳炎：“敌人一进来，我军前后一堵，来它个关门打狗。”贺龙边说边用两只手做了个关门的动作。
　　上午11时，敌人果然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敌师长谢彬坐着滑竿，几十个枪兵前呼后拥跟着好不威风。眼看敌人全部进了包围圈，贺炳炎将举起好半天的手臂狠狠往下一砍，司号员的号声立即震撼整个山谷。
　　贺炳炎又令通信员向各营挥起旗语。霎时间，山摇动动，烟尘蔽日。
　　战斗中，红4师师长受伤，指挥部令贺炳炎接替指挥4师，要求不惜代价消灭敌人。贺炳炎挺身而出，指挥部队冲入敌阵，展开短兵相接，最终将敌85师全部歼灭，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红军返回湘西，又在芭蕉索击溃敌10个团，从而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围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在贺龙的指挥下，从桑植县刘家坪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贺炳炎任红5师师长。部队沿雪峰山西侧，经花园市直奔云南瓦屋塘，拟由此翻山越岭进入贵州。担任前卫的贺炳炎红5师第15团在翻越瓦屋塘的东山时，遭遇敌人的阻击，双方激战，乱弹如雨。为了彻底消灭敌人，保障红军主力通过，贺炳炎命令机枪掩护，提枪高喊：“同志们，跟我来！”指战员见师长冲锋在前，全都跃出简易战壕，与敌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战斗。
　　不幸得是，战斗中贺炳炎又一次负伤。在此之前他已经五次负伤了。过去五次负伤，每次都是简单包扎一下就像没事一样，这次他的右臂被炸成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开始，贺炳炎还神志清醒，踉踉跄跄，挣扎着想去包扎，不料没走几步便一头栽倒在地，昏厥过去。
　　王军医跑过去帮他止血。结果，急救包打开一个又一个，绷带缠了一条又一条，可血还是止不住。无奈，他大喊：“快，担架！”
　　“不，我不能下去！”贺炳炎醒过来，想从担架上爬起来，但未等他坐起又晕了过去。
　　“快送卫生部，找贺彪部长！”王军医催促着。
　　贺龙随总部机关离开瓦屋塘，正向西疾进，听说贺炳炎身负重伤，急忙策马折回，来到瓦屋塘战地临时救护所。贺龙俯身担架旁，焦急而又轻声地问：“贺炳炎，你……”
　　这时，贺炳炎在贺彪部长的抢救下，伤口不再流血，人也渐渐地清醒了。看到贺总指挥，他强忍着剧痛硬挤出一丝微笑：“贺老总，没……什么关系，……挂了……点花，我的血好，不碍事……”
　　“很严重，右臂的骨头全打碎了。”贺彪背着贺炳炎悄悄地对贺龙说：“是汤姆子弹打的。”
　　“你看清楚了没有？”贺龙仍抱着一线希望问。
　　“弹头在右臂大骨处炸开的，只剩下几根筋连着。”
　　“能不能保守治疗？”
　　“不能，必须截肢！如果不立即截肢，还会有生命危险。”
　　“手术需要多少时间？”
　　“大概要3个小时。”
　　贺龙转身对通信员说：“传达我的命令，命令全体再坚持打3个小时，保证给贺师长做手术的时间。”
　　不巧的是，当时仅有的一点医疗器械已驮运转移了，一时半会儿运不回来。救护医生当即让人从老乡那里找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决定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了重伤的右臂。
　　就要动手锯臂了，医务人员将药箱翻遍了，竟然也找不到半点麻醉药。
　　怎么办？大家正十分焦急时，有人提出用吗啡，并说多吃一些吗啡可以起麻醉作用。贺龙听后，问医生：“吃吗啡，有没有其他副作用？”
　　医生回答：“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可能对大脑有损伤，再一个很可能上瘾。”
　　贺龙自言自语道：“我还要贺炳炎给我冲锋呢，你们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这话被从昏迷中醒过来的贺炳炎听见了，他用左手将医生端上来的吗啡打翻在地，说：“吗啡，我不吃。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医生找来四名力大体魁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麻烦你们给我找块毛巾塞到我嘴里就行了。麻烦同志们把我绑在门板上。”
　　医生开始用木锯锯贺炳炎的胳膊，贺炳炎看到医生的手在轻轻地发抖，怎么也不敢使劲，贺炳炎鼓励说：“我自己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来吧！”
　　开始锯臂了，贺炳炎忍住剧痛，豆粒大的汗珠直往外涌。他用受伤的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熬过那艰难的一刻……手术终于做完了，前后共用了2个小时又16分钟。贺炳炎嘴里的毛巾被他咬得稀烂！
　　做完手术，贺炳炎含着眼泪问贺龙：“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贺龙紧紧地握住老部下的左手，用自己的袖子擦去贺炳炎脸上的汗水，用极其肯定的语气说：“怎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只要我贺龙在，就有你贺炳炎的仗打！”
　　贺龙用一块手巾包起了贺炳炎锯下的骨头，对旁边的战士们说：“这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
　　手术后，贺炳炎仅仅在担架上躺了6天，就又勒马率部驰骋沙场了。
3．毛主席对参加七大的贺炳炎说：“你只有一只手，从今往后，敬礼你就免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通电发出了抗日宣言。当时，贺炳炎因左臂内有一颗子弹头伤着神经未取出来，正在西安广仁医院治疗。闻讯后，不等伤病痊愈，执意离开医院奔赴前线。
　　贺炳炎担任了由红6师改编而成的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率部挺进到同蒲铁路北段的宁武、神池、朔县一带，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10月，贺炳炎和团政委廖汉生接受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带716团直插敌后，首战雁门关。奉命后，贺炳炎率部进行三天的急行军，部队按时到达雁门关西南10多里的才窝村。部队赶到后，贺炳炎利用战斗间隙，立即组织工作队，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关于抗日的主张，并派出部队帮助老百姓秋收。
　　16日，根据群众送来的情报和我军的侦察，得知日寇从大同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准备运往忻口。贺炳炎随机决定在雁门关以南打伏击。他一面派人继续监视敌人行动，一面和廖政委一起对部队作战前动员。
　　为了打好对日作战的第一仗，贺炳炎团长和廖汉生政委请3营营长王祥发和11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讲述日军血洗宁武城的暴行：11连连部驻的那家8口被杀了7口，连不满3岁的小孩子也被刺刀戳死了，只剩下痛不欲生的老太太。
　　贺炳炎望着群情激昂的连队主官们：“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
　　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激昂的喊“打”声，各连连长纷纷代表本连争当突击队、敢死队。
　　廖汉生接过话头说：“是的，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打好对日作战的第一仗！要把敌人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掀起复仇杀敌高潮！”
　　任务下达后，整个部队沸腾起来了，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为死难同胞报仇！打好对日作战第一仗！”的战斗口号喊得震天动地。
　　18日，鸡叫头遍时，部队沿着羊肠小道，静静地进入阵地。
　　此沟南低北高，沟底尽是山洪冲下的乱石头，汽车路顺沟由南向北而上，南端有一座小石桥。这是个打伏击的绝好地方。
　　上午10时，敌人的汽车队拖着滚滚烟尘像长蛇一般自北向南而来，渐渐地进入我军伏击圈。贺炳炎镇定自若，用左手架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整个敌军车约有百十辆之多，前面的几辆拉着伤兵、死尸和护卫的武装士兵，后面都是空车。
　　待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贺炳炎举起的左手使劲往下一砸，顿时，全团从山上朝着公路猛扑过去，步枪、机枪一直发出怒吼。敌人遭到这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惊恐万分，有的还没来得及跳下车就送了命。弹药车被打着了，火光冲天，爆炸声响成一片，更使战场平添激烈的气氛。敌人整顿了一下，端着枪企图反扑。未等敌人队形散开，我军英勇的指战员就冲了上去，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
　　在这次战斗中，贺炳炎的驳壳枪的子弹打完了，就随手捡起一支日军丢弃的长枪，用左手一个猛刺，刺死了一名欲逃的日本兵。随即，他又端枪朝远去的日军射击。
　　“叭！”子弹打偏了。逃跑的三个日军扭头一看，见打枪的竟是个独臂，以为六只手对付一个“一把手”还不是轻松？于是又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龇牙咧嘴朝他扑来。
　　日军想抓活的回去请功。贺炳炎“嘿”地大吼一声，紧握长枪依然前进，准备迎战。
　　“嗨！”一名跟随着贺炳炎的战士冲了过来，一个猛劲挑开了敌人的两把刺刀。老炊事班长舞动着鬼头大刀也赶过来助战。11连指导员胡觉三也带领战士冲了上来。三下五除二，三名日军命归黄泉。
　　战斗正在激烈之时，在黑石头沟北边担任警戒的分队报告，从广武方向又开来日军车队，也有百多辆车，满载着向忻口增援的弹药和士兵，急急驶进黑石头沟。日军现已跳车登山，顺着西边的山梁转到我军左侧，向在公路上出击的我军射击，天上也飞来4架敌机助战。对我构成极大威胁。
　　贺炳炎闻讯后，及时调整作战计划，立即把部队重新拉上山。在这个过程中，我军的伤亡骤然增大，贺炳炎的警卫员被敌人机枪打倒，负了重伤。贺炳炎的胸前也被一颗子弹横着穿过，把他的皮袄穿了两个洞。
　　贺炳炎看到伏击目的已经达到，战场形势急转直下，遂主动撤出战斗。
　　经过激战，歼灭日寇300余人，击毁敌汽车20多辆。黑石沟里黑烟滚滚，击毁的汽车从南北两头把路堵死了，日军南北两个车队300来辆车被阻在沟里，动弹不得。日军一直收拾到夜晚才撤走，临走时在黑石头沟竖了一块木牌子，写着“此地殉国67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
　　雁门关伏击战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战争既锻炼了部队，振奋了民族精神，又用敌人的武器装备了自己。贺炳炎因此获得了统一战线政府的通令嘉奖。海内外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战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
　　毛主席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和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都列举了包括贺、廖支队对大同雁门关问敌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雁门关的两次夺回在内的诸多胜仗，说明“八路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雁门关伏击战，作为120师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
　　伏击战后，贺炳炎又带领七八十名八路军干部和1个骑兵排，尾随120师开赴冀中，扩编部队，组成师游击第3支队。随即与长征中失去右臂的余秋里政委率部开辟大清河畔根据地。两个“一把手”的部队，首战板家窝大获全胜，敲了日军一问棍；二战未占魁，给了土匪队伍一记响亮的耳光；三战柴恩波，平息了独立2支队的叛乱……
　　3支队频频出击，连战告捷，很快在大清河地区打开了局面。附近的一些民众自卫军自发参加抗日武装，纷纷投靠八路军要求改编。
　　但有一支队伍号称7000人，对改编一事出尔反尔。这支队伍就是由江东生司令带领的华北民众自卫军。为了使这支农民武装真正走上抗日道路，贺炳炎对余秋里政委说：“我去会一会江东生，他的人马多，要是改编成了，对抗日很有利。”
　　“不过，这个江东生自恃人多，价码要的很高，要当我们的司令员哩！”
　　“只要他江东生真心实意和我们合作打日本，3支队司令员的位置就让给他，我心甘情愿给他当副手。”
　　贺炳炎告别余秋里，在联络员刘宾陪同下，来到华北民众自卫军的驻地。
　　江东生听说威震冀中的八路军3支队贺司令员到来，赶忙整衣戴帽，出门迎接。不料，一见贺炳炎只握了个空袖筒，贺炳炎略带歉意地对江东生说：“江司令员，咱们只能握左手，失礼失礼！”
　　江东生面对贺炳炎，顿生傲慢之意，甚至连投奔八路军的初衷也要改变。江东生和贺炳炎，一个生得高大，一个长得矮小，一个两臂健全，一个只有左臂而且还疤伤累累。贺炳炎看出了江东生瞧不起他这个其貌不扬的独臂人。
　　贺炳炎没有生气，也不着急，只是微笑地先用目光示意刘宾沉住气，然后悠闲地喝着茶，随心所欲地谈天说地。热情的态度，幽默的语言，一下子把江东生的心给抓住了。江东生的各路精英，也连连点头称是；江东生本人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满脸的傲气渐渐地退去……
　　午宴，江东生拿出陈年老酒，大摆酒席，以显示独占一方的气魄。正当江东生与贺炳炎喝交杯酒时，江部一个侦察员匆匆跑进屋报告：“有日本鬼子一个中队朝我们开来！”
　　江东生和他的部下一个个惊得脸上没了血色，江东生手中的酒都洒了几滴在身上。江东生一看，如此局面实在有失民众自卫军的尊严，连连叫喊了几声：“慌什么？！慌什么？！”贺炳炎接过话头：“对，大家不要慌，有江司令在，我们不要慌。现在请大家看一看我和江司令喝交杯酒。”
　　喝完了交杯酒，贺炳炎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神情自若地说：“江司令，鬼子只有一个中队，大不了100多人，您手下不是好几千人吗？”
　　“对，对，我有7000人……就是从来没有和鬼子交过手。”
　　贺炳炎诚恳地劝说：“江司令，这一仗不妨打打看，我们比敌人多几十倍，鬼子纵然长着三头六臂，也抵不住我们十个、几十个去打他一个嘛！再说，鬼子也并不是什么刀枪不入的怪人。鬼子送上门来，恰好给我们今天的宴席添了一道稀罕菜，你还能驳了小鬼子的面子？”
　　江东生见八路军的独臂司令员又沉着又有见地，便顺水推舟地说：“贺司令，听说你打小日本有绝招，今天我江某人倒想见识见识。我看贺司令是个痛快人，这仗不妨交给你指挥咋样？”
　　“哪里，凭江司令的本事，这百十号小日本哪在话下。还是江司令指挥吧！”
　　“贺司令，今天如照顾不周，请多包涵。与小日本作战，本人从未有过，经验不足，还是请贺司令出面吧，就当帮我一把。”
　　“江司令既然这样说了，那也好，就让我再试一回。”贺炳炎认为这是个用实际行动做联合、收编工作的好机会，于是便满口应承。
　　站在一旁的联络员刘宾向贺炳炎、江东生二人要求说：“这么个小战斗，用不着贺司令员来指挥，江司令如果信得过我的话，你们各位尽管喝酒、吃饭，只要给我1000人马，保证把小日本打得稀里哗啦！”
　　江东生望了望贺炳炎，贺炳炎略作停顿问：“江司令，你意如何？”
　　江东生感激地说：“你贺司令定。”
　　贺炳炎端起酒杯提议：“江司令，我们共同为刘宾出战敬一杯壮行酒吧！”
　　刘宾从自卫军中挑选了1500人马，埋伏在日军的必经之路，并亲自指挥自卫军战士架好大炮。
　　日军趾高气扬地大踏步前进，5里、3里、1里，“好！”刘宾亲自操炮，“轰”地一发炮弹落入敌群，接着又连着放了4炮，炮炮在敌群中开花。同时，刘宾命令江东生部下，将为今天庆祝贺司令前来的鞭炮放在空油桶里点着……日军遭到远距离炮弹的袭击，以为碰上了八路军大部队，便赶忙拖着10多具尸体逃回了据点。
　　自卫军大获全胜，凯旋而至。此时，贺炳炎和江东生的酒桌依然热气腾腾。江东生连连招呼：“让伙房再上几个热菜，我要和这位刘老弟喝上几杯。”
　　江东生琢磨，一个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刘宾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将日军赶回据点，可想而知贺炳炎的威力该有多大。他当即要求收编。
　　1944年，贺炳炎受命由抗日前线到延安军事学院学习。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贺炳炎光荣地参加了大会。休息时，毛泽东主席笑盈盈地朝他走来，贺炳炎激动地站了起来，挺了挺胸脯，举着左手，向毛主席敬了个庄严的军礼。
　　毛主席连忙用右手握住他的左手，亲切地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嘛！不用这样敬礼。从今往后免掉你这份礼吧！”
　　“主席，你不要我当兵了吗？我还有一只手，能够冲杀！”
　　毛主席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又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严肃而又肯定地说：“要，怎么能不要呢？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育出这样独特的人才！好好学习，等革命胜利了，你还要用一只手建设新中国呐！”
　　“可我是个穷矿工的儿子，从小放牛打铁，什么也不懂啊！”
　　毛主席很满意他的朴实谦逊，热情地鼓励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牛呀。咱们都是在牛背上长大的，看来有共同语言。不要说自己什么都不懂，你现在指挥打仗，日军都怕‘一把手’到来，这就是才能，你就算得上是人才，军事人才嘛！至于有不懂的事情，可以学嘛！你要好好利用这次学习机会，多学多记多问。相信你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相信你一定会学得好！”
　　“是，我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贺炳炎起立，两脚跟用力“啪”地一靠，又用左手敬了个军礼。

4．贺炳炎和彭德怀总指挥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一急之下，贺炳炎把电话给摔了

　　1946年11月，贺炳炎率晋绥军区第5旅等部，向晋北阎锡山部龟缩的同蒲沿线的几座县城，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坚战。这时，贺炳炎所在部队不仅缺乏攻坚经验，而且装备很差，没有重型武器。
　　贺炳炎深深懂得，攻城与平原或野外作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拿过去的作战经验对付守城之敌，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他组织部队集思广益，反复研究、试验，终于选择了“爆破”攻坚法，并在实战中不断加工改进，继而发扬推广。
　　摆在贺炳炎面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攻城最大困难是敌人居高临下，战士攻城需要用攀城的梯子，但那样伤亡太大。迫击炮够得着，但威力太小。炸药包威力大，但城高又够不着。如果有一个抛投器就好了。一段时间里，贺炳炎满脑子都装着这个问题。
　　有一次，贺炳炎路过迫击炮排训练场。面对迫击炮，贺炳炎突发奇想，何不用迫击炮弹来投递炸药包呢？贺炳炎说出这一想法，但该排长却推翻了他的想法，原来如果将炸药包放在迫击炮口，当迫击炮弹发射时会引起炸药包爆炸，后果不堪设想。贺炳炎抓了抓头皮说：“对，对，不过我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让迫击炮弹长个翅膀带着炸药包飞到敌人窝里？”
　　贺炳炎坐在小马扎子上，让从国民党部队投诚的战士小张当着他的面，将迫击炮拆散了并讲解其构造及原理。小张既兴奋又紧张，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将迫击炮里里外外讲得明明白白。
　　贺炳炎突然提出：“小张，迫击炮引信是靠撞击炮筒底部的顶针，我们要是把迫击炮弹装上个长长的身子，让它头探出炮筒口外，然后把炸药包绑在炮弹头外侧，这样炮弹不就能把炸药包带飞了吗！”
　　小张一拍脑袋：“对对，还是贺长官高明！”
　　于是，迫击炮弹一改“短小精悍”，而成为瘦俏的“高大个”。整个炮弹的身子与炮筒等高，炮弹头露在炮口外面。炮弹外面裹着炸药包。如此一来，迫击炮弹的作用远远超过过去的威力。
　　时间一长，贺炳炎发现当目标很近时，迫击炮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如果既能平射又能高射该多好！当贺炳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炮兵排后，战士们七嘴八舌，纷纷说好是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即迫击炮炮弹主要是将炮弹从炮口滑入炮商与底部击针相撞才引起点火，如果平射就没有撞击力，没法点火。贺炳炎提出能否将击针改为像手枪那样，用扣动扳机的办法。贺炳炎一席话，使战士们茅塞顿开，随即开始试验，不长时间便成功了，当需要平射时可采取拉动击发，当高射时又可撞击。
　　这一变，改变了迫击炮的整个作战功能，从而载入军事教程。直到今天，迫击炮仍能发挥一炮多用的作用。
　　除此之外，贺炳炎还领导部队制作了“爆炸杆”、“爆破桶”。“坑道爆破绳”等等，形成了门类齐全、作用广泛的“爆破运动”，数月内连克朔县、宁武、崞县诸城，并对以后的蟠龙、清涧等地攻坚都起了很大作用，以至成为后来西北战场攻坚作战中的有力武器。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白白输掉65个旅之后，仍然野心不死，于是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分别实施所谓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在高级军官作战部署会议上说：“这叫哑铃战术，哑铃一头砸向陕甘宁，捣毁共匪的老窝，活捉老毛；另一头砸向山东。哑铃杆就是整个陇海线。两头并进，用拉网式的办法将共军赶向华北地区，最后包它个饺子！”蒋介石边说边用手比划着，尖尖的脑门上浸出密密的一层汗珠，他为他形象的比喻而沾沾自喜。
　　在陕甘宁边区，蒋介石调集了胡宗南、马步芳部队23万多人，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3月19日下午，蒋军占领了空城延安。胡宗南十分骄狂，大肆宣扬他所捏造的“俘虏敌5万众，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所谓“辉煌战果”。21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宗南，说：“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缓云麾勋章。蒋军被虚假的“大捷”冲昏了头脑，四处蠢动蛮进，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背上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包袱，而西北野战军则兵力更加集中，提高了机动作战的能力，取得了战场主动权。为了选择有利地形，制造与捕捉战机，把全局的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集中兵力歼敌有生力量，打击敌军的疯狂气焰，彭总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指示，把延安东北地区选作初期作战的战场，准备在这一地区连续打几个胜仗，以煞煞胡宗南的威风，同时增强全国人民的信心。
　　于是，我军在运动中于3月底、4月中旬分别发起了青化砭、羊马河战役，胡宗南两战皆败。
　　5月4日黄昏，蟠龙再传大捷的喜讯。胡宗南存放在蟠龙补给基地的1.2万袋面粉、4万套军装、上百万发子弹、千余匹骡马以及药品、望远镜等大量战略物资全部补充了我军。
　　在缴获的骡马中，有一头骡子原是贺炳炎的坐骑，是被敌人抢去的。那还是在战前，当时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独立5旅旅长的贺炳炎调任第1纵队副司令员。贺炳炎从蟠龙东面的野司到西边的1纵走马上任，要从敌我之间穿过。野司首长派了一个排护送贺炳炎，但被他婉言谢绝。贺炳炎的胆子实在太大，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头大骡子、一匹马就上路了。
　　走到中途时，迎面撞上了敌人的保安队。敌保安队见贺炳炎披着大斗篷，骑着大骡子，身后还跟着护兵，以为是他们国民党正规军的大官，没敢动他。
　　贺炳炎开始也把对方误认为是自己人，亲切地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仔细一看，不对！他忙跳下骡子，带着警卫员顺着山沟跑回去了。
　　保安队醒悟过来，追了一段没追上，只好把贺炳炎扔下的骡子牵走了。
　　到了8月，贺炳炎和廖汉生率领1纵又去打榆林。
　　榆林城位于晋陕绥边界地区，濒临长城和沙漠，是敌人在我边区北面的战略要地，由邓宝珊部第22军和胡宗南部第28旅及保安队共1.5万人把守。
　　从8月6日起，西北野战军集中1纵、2纵、3纵和教导旅。新4旅及警备第4、第6团扫清了外围，包围了榆林城。10日到11日，连续两天爆破登城但都未能成功。
　　榆林被围后，蒋介石急得直飞延安督令胡宗南主力北上救援，敌36师沿长城外侧的沙漠地带避开我军阻援部队，快速插到榆林。贺炳炎和廖汉生一见榆林一时半刻难以攻下，且调动敌主力北上之目的已经达到，遂请示后撤下来转至榆林与佳县之间等待时机。
　　此时，贺龙、习仲勋正率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后方机关向黄河东岸的晋绥边区转移，胡宗南急令四军军长刘戡率5个旅北上、36师南下，夹击我军于黄河与无定河之间的狭小地区。
　　敌36师师长钟松驰援榆林有功，得意忘形，马不停蹄地紧追我军身后，声称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野司决定抓住孤军冒进的敌36师狠狠地揍它一顿。这时党中央也恰好从靖边县小河村转到这一地区，与野战军主力会合。
　　战前，野司召开各纵各旅干部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也来参加。自从撤出延安后，贺炳炎和许多野司干部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今天见到领袖，激动之情不言而喻。毛主席握着贺炳炎的手说：“眼前陕北的处境，就像我们湖南人常说的‘过山坳’，快爬到山坳坳上了，千万不能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地爬上去，往后的道就好走了。”贺炳炎左手握住毛主席的手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不松劲，坚决爬上山坳去！”
　　8月18日，贺炳炎率部和兄弟部队对路经沙家店向东运动的敌36师发动突然攻击，敌军匆忙收缩。但老天仿佛有意发难，突降暴雨，战斗只好中止。
　　20日，贺炳炎率1纵和2纵在沙家店向敌36师师部及165旅发起攻击，3纵和绥德分区4团、6团阻击前来增援的刘戡部。
　　战斗中，贺炳炎向全纵队宣读了彭总发出的动员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36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的完成战斗任务！”
　　动员令一宣读，部队顿时士气倍增，随即向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按照彭总的命令，我军在黄昏前全部攻占了敌军阵地，敌师长钟松和165旅旅长李日基等少数残敌趁天黑下雨化装逃跑。胡宗南最精锐的三大主力之一整编36师就这样一战就被歼灭了。
　　沙家店大捷是西北战场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军从此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10月正日，贺炳炎率1纵攻占清涧南面的三十里铺。10月4日，1纵和3纵包围了清涧。
　　清涧是咸榆大道上的要冲，驻守着敌整编第76师师部、第24旅旅部和一个多团的兵力。
　　10月6日，1纵、3纵分别从西面和东面向清涧进攻。经过三个夜晚的连续突击，贝纵相继攻克城西高地的大部分阵地，只剩下耙子山主阵地。
　　耙子山是清涧城的天然屏障，又是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南北长约百余米。守敌将数丈高的天然陡壁加以人工切削，形成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构成我军夺取清涧的最大障碍。9日晚，贺炳炎指挥以搭人梯、挖踏孔的办法登上山的南端，以土工作业一点点迫近敌碉堡和小庙，而后发起强攻。但因地形受限、火力不足，攻了几次都未能成功，部队伤亡较大，指战员们都非常着急。
　　从我军攻击一开始，清涧城里的廖昂就频频向胡宗南呼救。敌29军军长刘戡率5个半旅从延安来援，已接近清涧，与教导旅、新4旅等阻击部队展开激战。耙子山攻不下来必然影响整个战役进程。
　　这时，贺炳炎接到野司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彭总焦急地对贺炳炎喊道：“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把耙子山给我拿下来！”
　　贺炳炎正在为部队伤亡太大、进攻受阻而大伤脑筋，一听彭总的话他也喊了起来：“部队伤亡太大，有困难！”
　　贺炳炎和彭总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一急之下，贺炳炎把话筒给摔了。
　　彭总放下电话坐不住了，心想敢跟我彭德怀摔话筒的贺炳炎是第一个。他知道贺炳炎从来都是不打一点折扣的人，今天竟然跟他顶了起来，这说明进攻困难确实太大。于是，彭总带着野司副参谋长王政柱直接到了贺炳炎的指挥所，指示部队调整部署，重新组织攻击。
　　10日上午，部队终于拿下了耙子山敌军主阵地。
　　战后，彭总带着旅长们察看敌军防御工事又一次来到耗子山前，他感慨地对贺炳炎说：“像这样坚固的工事，像我们这样的装备，要不是革命的军队，任何队伍都是拿不下来的。我在电话中有些话……”
　　贺炳炎抢过话头：“彭老总，摔电话是我的错，我要向野战军总部写检讨。”
　　彭德怀连连摆手说：“贺炳炎，免了，免了……”
　　1948年初春，西北野战军经过了为期两个月的以诉苦、三查、练兵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军，全军上下面貌焕然一新，斗志昂扬，准备开始外线的进攻作战。
　　春节前，贺炳炎和廖汉生带着全纵指战员的求战决心，快马加鞭赶到米脂县的野司驻地，参加野司召开的作战会议。
　　会上，围绕“打出去”的具体方向，大家畅所欲言，纷纷发表意见，归纳起来有三种建议：
　　一是北上三打榆林邓宝珊。这样可以出一出两打榆林受挫的窝囊气，拔掉边区北方这颗孤立、顽固的钉子。但榆林城坚固难攻，短时间难以拿下，得手后又因地处沙漠难以有所发展；
　　二是西进陇东、三边打马。这样可以利用胡、马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但路远后方补给跟不上，以我步兵去对付骑兵困难甚大，且对胡宗南主力没有消耗；
　　三是收复延安。这样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敌重兵固守，我伤亡将会很大。
　　作战会上，彭总引导大家分析了上述三种方案的不足：这些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打出去”，只是在边沿上打转转，达不到野战军将要南下陕中，进军黄龙山区，配合中原的陈赓兵团打击胡宗南的主力之目的。
　　贺炳炎请求发言，彭老总说：“好，贺炳炎你来谈谈。”
　　贺炳炎清了清嗓子，说：“我认为，‘打出去’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待‘出去’，我以为第一步是发动宜川战役，‘围城打援’，以一部兵力包围宜川城诱使刘戡率部增援，我军以主力设伏，歼敌于运动之中。”
　　张宗逊问道：“贺炳炎，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能保证刘戡会率部增援？”
　　刘戡是胡宗南的整编第29军军长，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主力之一。在陕北作战中，他连连吃败仗，胆小怯阵，受到胡宗南的训斥。现驻守在延安、洛川、宜君、黄陵、宜川等地。
　　彭总胸有成竹地说：“这个问题，我来解答。我认为贺炳炎的建议非常有价值，值得大家思考。至于刘戡会不会增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刘戡没有多少行动自由，他的命运主要是操在胡宗南的手里。上次增援榆林，刘戡已经因畏缩不前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胡宗南给他记着一笔账呢！只要我军把宜川打得紧紧的，胡宗南就会下死命令叫刘戡增援，他就不敢不来，一定会乖乖钻进我军布下的圈套。”
　　野司作战会议决定：春节一过，西北野战军即挥师南下，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
　　2月22日至24日，第3、第6纵完成了对宜川守敌整编第24旅的包围。
　　宜川被围后，胡宗南即令刘戡率整编第对师、第90师4个旅8个团的兵力沿洛川至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刘戡开始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见行动。
　　围城部队见刘戡没有什么动静，加大了向宜川外围的攻击力度，拿下了太子山、外七郎山等要点，拔掉了宜川城的西北屏障，急得敌旅长张汉初在报话机里向刘戡哭着求救。
　　胡宗南亲自拿起电话对刘戡下命令：“刘军长，再背一个处分事小，不执行命令你的脑壳能不能保得住，那可不是我胡某人说了算的！”
　　刘戡很不情愿地率部乖乖进入瓦子街以东地区，力图当天赶到宜川。
　　彭总闻讯后，命令3纵、6纵各1个旅继续围城，另2个旅自东向西阻敌援军，令贺炳炎率1纵断敌后路并自西向东攻击，4纵和2纵分别从北面、南面夹击。
　　也许是老天有意增加战争的难度，28日下午天气突变，开始是霏霏细雨，后来是雨雪交加，入夜则是鹅毛大雪漫天飞舞。
　　贺炳炎和廖汉生率1纵独1旅为先头，尾追敌后，沿公路自西向东，向瓦子街方向突进。
　　29日拂晓6时，担任前卫的独1旅3团全歼敌90师搜索连，攻占瓦子街，并迅速向南北两山攻击，切断了敌军退路，死死扎住了“袋口”。
　　贺炳炎得知从河东赶来参战的2纵因距离较远，加上雪路难行，尚未占领瓦子街南面高地，而敌主力正在向该地集结，如不迅速占领南面的高地，整个扎“袋口”就会前功尽弃。
　　贺炳炎司令员和廖汉生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即改变原定全纵全部在公路以北作战的部署，以公路为界独亚旅在北山、358旅在南山，由西向东全力攻击。
　　贺炳炎同时命令358旅派1个团接替独1旅1团3营向瓦子街东南方攻击，堵住敌军南逃去路。358旅旅长黄新廷提出：该旅3个团，已有1个团向洛川警戒敌后续部队，1个团留作纵队的预备队，再拿1个团出去，手里就没兵了。
　　贺炳炎听了黄旅长解释后说：“为了全局的利益，1纵不要预备队了。出了问题我贺炳炎负责。”
　　黄新廷旅长和政委余秋里对着话筒：“我们坚决服从命令，请司令员和政委放心，那怕358旅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黄新廷旅长和余秋里政委商量后，决定派714团及715团1个营执行这个任务。
　　714团在任世鸿团长率领下连续夺取了南山数个阵地，堵住了敌军的南逃去路。该团夺下的阵地恰好是敌29军和90师指挥部所在地，是敌突围的主要突破口。因而敌军不惜血本，向714团占领的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锋。
　　战斗异常惨烈，团长任世鸿、参谋长武治安壮烈牺牲，政委徐文礼、副团长薛常义身负重伤。
　　2营6连140多人打得只剩下十来个人仍在顽强战斗，像一块啃不动、砸不烂的硬骨头牢牢地守在阵地上。此次战斗中，涌现出刘四虎、尹玉芬、李恩龙、高家凯等15位战斗英雄，还荣获“英勇善战，杀敌先锋”等奖旗和“战斗模范连”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6连保持战争年代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硬骨头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反霸、抗美援朝、战备训练、抢险救灾、施工生产等任务。1962年，开赴东南沿海地区执行紧急战备任务，以“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而闻名。1964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该连“硬骨头六连”称号。1984年1月22日，中央军委赠予该连“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的锦旗。1985年6月6日，因该连在老山对越防御作战中战绩突出，又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的称号。
　　6连2班班长刘四虎是诉苦三查中涌现出来的子弟兵典型，在这次战斗中表现极为勇猛。刘四虎率领全班攻占国民党军占据的第一座山头，迅即向第二座山头突击，战至只剩下他一人，又只身冲入国民